找一个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等我开始着手想要查找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向游芳问一个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找起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好在我电话打过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诉我，张金龙死的时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该对历年死亡者有统计汇总才对。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要吃闭门羹的。这种东西算不算机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没有向市民提供这项服务的义务。记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记者陆青书刚参加完民政局组织的记者旅游团回来，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政府机关和对口的记者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虽然常有记者不小心惹某位领导生气，但总的来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是能办成的。
可是过了一天陆青书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说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没输进电脑，查起来太费人工，说要查行，得自己过去。陆青书说可以帮我打个招呼，如果我高兴跑过去查的话。
我当然说愿意。
回去和六耳一说，他高兴之余，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虽然没你和我妈说得那么夸张，但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的确是一直以来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让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我已经可以出门了，两三小时里别人不会发现太大的异状。再说，我一发现毛长得长了，随便找个厕所躲进去刮干净就行。”
上次我问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六耳奇怪得很，逼问我是怎么从他妈嘴里把话套出来的。我把实情招供后，他大叫大嚷，说我太能扯淡，和我闹了好一阵。我一边和他折腾，心里却挺高兴，这说明他已经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所以我稍微叮嘱了六耳几句，就答应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个大早（当然是针对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传处的小吕昨天已经在电话里和陆青书说好，见了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领我们到档案室。
这个档案室原本的空间相当大，可现在被一排排的铁制档案柜占满了地方，只留下几条狭窄的小路。
每个铁柜的门上都贴着年份标签，小吕把我们领到贴着“1982”标签的两个铁柜前，说：“你们自己找吧，太多了。看完放回去，别弄乱了。”
他打开门，只见两个柜子里塞足了鼓鼓的牛皮档案袋。
“这么多啊。”我惊叹。
小吕苦笑：“是啊，要是少的话，不用你来我就帮你们找了。那时候上海的年死亡率大概在千分之七左右，算下来每个月的死亡人数都快上万，嘿，你们慢慢找吧。”
游芳告诉我的死亡时间是夏天，为了保险起见，我把标着五、六、七、八、九月的档案袋都找了出来，有二十多个。
我和六耳穿的都是牛仔裤，不怕脏，就这样直接坐在地上，一人一个牛皮袋开始看。
一个牛皮袋装了一百张纸，每张纸上是二十个人的简单死亡记录。也就是说，一个档案袋里是两千人的死亡档案。
虽说一张纸一眼就扫了过去，可看到后来眼力明显不行，有时得停一停再看，免得错过。
眼花不算，头也慢慢晕起来，然后是腰。还真是件苦活。
第三个档案袋看到一半，我撑不住停了下来，站起身子松松肩挺挺腰。往六耳那边一看，他居然已经看好了六个牛皮袋。乖乖，怎么会比我快一倍，我已经看得很努力了啊。
再看六耳换纸的速度，果然迅疾得很，基本拿起来停留一两秒钟就换另一张。这种速度只看一张两张拼一拼还可能行，这么一大堆看下来还保持这样的速率，真是太牛了。
“六耳，你怎么看得这么快，有练过吗？”我忍不住问他。
“有吗？”他停下来看看我。
“怎么没有。”我指了指自己看好的两包，“你比我快一倍多呢。”
六耳瞧瞧我的战绩，又看看他自己的，也有些意外：“真是这样嘛，可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快，读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看书快啊。”
我心里暗自琢磨，我看东西绝不能算是慢的，如果这是六耳的正常速度，早该在读书的时候体现出来了，没道理自己不知道啊。
“或许他体内又有了什么新变化，但是表面看不出罢了。”忽然之间，我想起梁应物对我说的这句话。
他只是无心之语，难道竟然说中了吗？会不会这一目十行的能力，就是多出来的那0.3%所造成的？
我瞧瞧继续以惊人速度看档案的六耳，轻轻摇了摇头，给自己做了套眼保健操，坐下接着看。
“张金龙！”六耳叫起来，“找到了！”
在我连忙凑过去的时候，六耳突然垂头丧气地叹了一声：“唉呀，57岁死的。”
“张金龙这个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的一定很多，这些档案我们总得都看一遍，然后再把叫这个名字的人列在一起筛选。”
档案室里纸张“哗哗”的翻动声一直持续到上午11点15分。所有的档案都看完了。由于六耳一个顶俩，比我预计的要提早不少。
我站起来挺腰的时候，一阵头晕眼花，这活劳神费力，多干肯定折寿。
加上最先找出的那位57岁的张金龙，一共找出三个。年龄分别是57、69、24，哪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十分明显。
我和六耳凑在一起看这短短的死亡档案。
死亡时间是1982.8.13。
张金龙，死亡年龄24岁，火化地西宝兴路火葬场。
这份档案是我先找到的，那时我在震惊之后，默不作声地放在了一边，就是希望六耳能晚些看到，或者找到另一个符合条件的张金龙。
因为，在死亡原因一栏里，写的竟然是“枪毙”！
六耳的脸离我不到十厘米，可我不敢转头看他此时的表情，我甚至不愿意去想象。
他寻找了这么多年的生父，多少次令他午夜梦回，多少次想象过父亲的身影和面容。我想，在他越来越憎恨母亲的时候，也一定把父亲的形象塑造得高大而完美。
可是现在，“枪毙”这两个字把一切瞬间敲得粉碎。
粉碎！
“这，就是爹？”六耳问。
我不知道他在问谁，问我？问他自己？还是问老天？
我沉默着。
这就是游芳始终不愿告诉儿子的原因吧。
他的父亲是个死刑犯！这样的事实，怪不得要对年幼的儿子隐瞒。
可张金龙是犯了什么重罪才被枪毙的呢？
这份档案上没写，简单的几栏，再没有其他信息。
“我去一次厕所。”出民政局前，六耳对我说，尾音有些颤抖。这是从刚才开始，他说的第二句话。
我在厕所门口徘徊了很久很久，他刮手和脸上的毛原本用不了这么多时间。
我看着他的脸。在眉角、脸颊和嘴角，有三道伤痕。
我能想象他在刮的时候，手抖得有多厉害。
“走吧。”他说。他的眼神望向下方，整个人散发出浓浓的悲伤。
我和他慢慢地走在路上，并没有直接叫车回家。
天阴着，空气的湿度很高，闷热。
“人不是为别人活着的，你活着因为你自己。”我说。
“我知道。”他说。这让我意外。
“我妈肯把爸的名字告诉你，说明她觉得，到了我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了。”六耳双眼看着前方，“你别担心，我能扛下来的。”
我心中宽慰，一连串的打击，终于让他成长起来。
“接下来……咦？”
“怎么了？”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前面人行道上一个小孩正捂着脑袋，蹲在地上大哭。
“呃，没什么。找个地方吃午饭吧，我饿扁了。”
找了家小店走进去，叫了两份盖浇饭。我觉得六耳刚才不会无故惊讶，他不讲就算了，应该不会是很重要的事吧。
“接下来怎么继续，到市局去查张金龙详细的案件吗？”
“为了什么枪毙当然要查，可我在想，是不是先从火葬场那边着手。”
“火葬场？”六耳奇怪地停下筷子，“那有什么好调查的？”
“调查你父亲的事，不就是怀疑你的变异，是他遗传的吗？”
“那和火葬场……唔。”六耳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猜到。
居然这么快就猜到原因？我在心里稍稍嘀咕了一下，继续说下去：“人嘛，光溜溜地来光溜溜地去，他身上有什么异样，一定瞒不过火葬场的烧尸工，说不定过了那么些年，烧尸工还会有印象呢。”
六耳点头：“这是个好法子，什么时候去？下午？”
“别这么急，二十几年前的事，也不急在这一两天。下午我是要上班的。明天或后天上午吧，我以前采访过西宝兴路火葬场，到单位翻翻名片打个电话，要方便许多。”
“英雄。”
我正坐在电脑前发愣，愁今天的稿子，肩膀就被重重一拍，力量大得让我在椅子上歪了下。转头一看，苏世勋摩拳擦掌冲我微笑。
“干吗！”我揉着肩膀瞪他。
“没事，没事。”苏世勋仰天打了个哈哈，“英雄见面，惺惺相惜一下嘛，近来可好？”
什么近来，一天见几回的人。看样子这活宝今天心情好，又逢人发疯了。
“好个屁，昨天宗而部务会上说我最近稿子少你又不是没听到。”
“啊，哈哈，那你忙，你忙。”苏世勋抱拳作了个揖，快步溜到他位子去了。
摇了摇头，我拨了个内线电话给杨华。
“是我，那多。”
“靠，就这么几步也懒得走啊。”
“不是这样方便嘛。”
“哎呀，要听故事的时候把我座位围得水泄不通的，没故事听了连脚都不愿意挪动，真是人情冷暖世态……”
“得了得了，你别贫了。”我打断他。
“对了，最新的消息，警方暂时不准备对那帮神秘人下通缉令了。”
“哦，为什么？”
“说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严重威胁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也没有给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所以就作为一般案件侦破。上次的限期破案好像也不了了之了。”
“一般案件？那怎么破得了？”
“估计上头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也没有什么线索，正好下坡。对了，你找我什么事？”
“可能过几天要到市局调个二十几年前的卷宗看看，想你帮我打个招呼。”
“二十几年前的案子？查那东西干吗？”
“……我一个朋友父亲的案子，我朋友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况，想了解一下。”
“这个……”杨华语气间有点犹豫。
“怎么，有麻烦吗？”
“本来是没什么问题，不过因为报神秘人那个案子，和局里有点……正在努力修补关系中呢。你不还要等几天嘛，到时候你把情况告诉我，总尽量想办法解决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结果你在做之前就该知道了吧，捅出这么大的新闻来，你没被直接踢出公安条线就算好的了。”
和杨华再随便聊了几句，挂了电话开始找西宝兴路火葬场张副馆长的电话。杨华那里，过几天再问他吧，估计他又要请客，在饭桌上用酒来补回感情了。
这几天台风过境，和张副馆长约了三天后的上午。
西宝兴路是条不宽的路，殡仪馆两侧都是卖花圈冥纸画像等靠死人过生活的东西。到那儿的时候十点不到，虽然不像前几天风大雨急，但天也没放晴，还是阴着，不过挺凉快。
从门口往里走，哀乐的声音就越来越响，夹着哭天抢地的哀号声，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神情肃穆，让我这个原本没什么的人心里也开始堵起来。
“上次的稿子真是要谢谢你。”张副馆长见了我就客套。
“小事情，不过这次可是麻烦馆长了。”我笑着说。
“哦，不过你要查这干吗呀。”
我看了眼站在旁边一声不响的六耳，说：“我这朋友没见过父亲，他爹生前也没留照片画像下来，所以想找到当时处理他爹遗体的师傅，问问还记不记得长什么样。”
张副馆长皱起眉头：“都这么多年了，哪个还能记得呀。”
“他就是个愿望，也知道多半人家记不得了，可不来一次不死心呀。”
张副馆长看着六耳叹了口气，点点头，点了个工作人员领我们先去查焚化记录。
这儿的记录比民政局的好查许多，很快就查到了。
家属的签名是空着的，旁边注明了“提篮桥监狱”，看来尸体是从那里送过来的。遗容整理一栏也空着，焚化栏上有个龙飞凤舞的签名。
还没等我看清楚那几个是什么字，领着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原来是老卢啊。”
接着他向我们介绍，老卢是殡仪馆的老员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进馆工作，直到现在还没退休呢。
“今天他在吗？”六耳问。
“在，我领你们去。”
他领着我们在哭丧的家属之间穿梭，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对我俩说：“我看……就这样去也不太好，那种地方，你们也一定不愿意待的。这样，我先领你们在小会客室等着，我再去叫他。”
我们当然说好。
到了会客室他帮我们泡了两杯茶，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告诉我们，老卢正在工作中，稍等会儿就过来。
所谓“正在工作”，不用他解释，我也能猜到，就是在烧尸。
苏世勋那个该死的家伙有一次在饭桌上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火葬场是怎么烧尸的。要烧两炉，第一炉剥光了推进去烧，然后烧到半焦推出来，把骨头拨弄一下，再接着烧。有个女儿本想守着母亲遗体到最后，看见第一炉烧完推出来的骨头，当场就晕过去，后来做了两年多噩梦。
所以我现在想到烧尸，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苏世勋说过的故事，心里一阵不自在。
一直做这种工作的人，神经肯定非常坚韧，用从前的说法，就是阳气很重。整天看这种东西，就是真撞见鬼，也不见得会多害怕吧。
等了大约近半小时，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汉子走了进来。
“老卢，你可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晨星报》的那记者，还有他朋友游先生，这位是我们殡仪馆的先进工作者老卢。这样，你们聊着，我就不陪了，等会儿结束你们还要找张馆长吧。”
“不了，聊完我们就走了，你代我们谢谢张馆长。”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带上，我仔细看坐在对面的老卢，他黑里透红的方脸，浓眉，额上的皱纹刀割般清晰深刻。
“有什么事，说吧。”老卢很直爽地问。他的声音不是想当然的洪亮，而是沙哑的。
“呃……”真要问的时候，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二十多年烧过的一具尸体是否记得，这样的问题真是有些荒唐。
“其实是我的事。”六耳忽然开口。
“因为我父亲是被枪毙的，所以我母亲不肯告诉我他的情况，连相貌也不说，家里也没有父亲的照片。我们查到当时我父亲被枪毙后的遗体是您火化的，所以想问问您是不是记得他的样子。”
“这样啊。”老卢的眉头一皱，额头上的皱纹隆起来，更深了，“我每天都烧这么多人，怕是很难记了，他是什么时候烧的？”
“是1982年8月13日下午。”
“啥？1982年？”老卢瞪大了眼睛，“你开玩笑吧，二十多年前的事哪能还记得。”
“您再想想，哪怕是身上的什么特征也好。”我提示他。
“难呐。”老卢叹着气摇着头。
“1982年的时候，您有没有烧过让您印象深刻的尸体，比方说感觉很古怪的？”
“特殊？”老卢眼睛一亮，问六耳说，“你说你爹是被枪毙的？”
六耳点头：“是的，所以应该是连遗容都没人整理，直接就推您这儿烧了。”
“什么时候来着？”
“1982年8月13日下午。”
我和六耳齐齐看着老卢，希望他能回忆起什么来。
“1982年8月13，1982年8月13……枪毙的……”老卢嘴里念叨着，努力回想。
他粗大的指节敲着桌子，一下一下，牵着我们的心跳。
他会突然记起来，曾经烧过一个全身长毛的人吗？
“应该是了，是提篮桥送过来的吧。”老卢停下敲击说。
“是的。”我和六耳兴奋起来。
“叫什么名字？”
“张金龙。”
“张金龙，张金龙。那是你爹啊。”老卢看着六耳的眼神很奇怪。
“是的。”
“你们刚才查过焚烧记录吧，记不记得在这个张金龙前后的焚烧记录，那几个人是不是也是枪毙犯？”
“呃……”我回答不上来，这倒没注意。
“是的，我看到连着几个人都是枪毙的。”六耳说。
“也是没人给整理遗容吧。”
“是的。”六耳点头。没想到他看得这么仔细。
“没错。我想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给他们整理遗容吗？”老卢问。
“难道不是因为枪毙犯所以不给整理吗？”我说。
“枪毙犯一般也是要弄一下的，当然不会像普通死者那样仔细。人都死了，再大的罪也清了，会让他们干干净净地上路。可是那天送来的这批，没有人肯给他们弄。”
“那是为什么？”我问。怎么会一批都没人肯整理，难道有隐情的，还不止张金龙一个人？
“那时候做这项工作的，都是女工，她们之所以不肯做，”说到这里，老卢又看了一眼六耳，“是因为这些被枪毙的，都是作案累累的强奸犯！”
我一时张大了嘴。张金龙竟然是强奸犯！
自从知道张金龙是被枪毙的之后，我设想过许多他被枪毙的理由，杀人放火贪污，甚至连政治犯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是强奸犯。
六耳坐在那里，也没有说话。
“看样子你们还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是强奸犯，不知坏了多少姑娘，所以那些女工才不愿意整理他们的尸体，让他们用最难看的样子进焚化炉烧掉。”
他看着六耳，叹了口气：“你爹张金龙就是其中一个，也怪不得你妈不肯告诉你。”
我心里突然像被锤子敲到，张金龙是强奸犯，那是不是说，游芳是被强奸，才生下游宏这个儿子的？
再想想，游芳不记得张金龙确切的死亡日期，不知道张金龙几岁，就是因为她是被强奸的，此前根本不认识张金龙这个人！
或许她是知道张金龙被枪毙的时间的，但她强迫自己忘记了，她要忘记这个人，忘记那段经历。所以对那么宠爱的儿子，她也绝口不提张金龙。
偷眼瞧六耳的脸，他并没有很激动的表情。我觉得他平静得可怕，平静得……很悲哀。
他一定也想到了。
“小伙子，你爹是你爹，你是你，别搞混了，好好过日子吧。”老卢沙哑着嗓子对六耳说。
“那，您还记得那个张金龙长什么样子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问。
“长什么样子真的记不住了，还能有什么特别？都有手有脚，脑袋上一个窟窿。都一样。我是因为那批都是强奸枪毙才记起来的。”
“卢师傅，”六耳开口了，他的语音比平日低了一点，其他就没什么异常，“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可是强奸犯不是一般不判枪毙的吗？”
听六耳一说我也意识到了，让我更惊讶的是六耳在现在的心情下还能想到这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批人印象深的原因了。你们年纪小不知道，这在当时可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啊。从1981年到1982年，突然有一大批疯狂作案的强奸案，搞得天黑都没有女人敢出门，城里每天风言风语地传，说昨天又有多少个姑娘遭殃。不单是上海，好像许多省市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批人搞得影响太恶劣了，抓住以后，情节特别严重的就枪毙了，这些死的啊，每个都起码坏了十几二十人呢。”
“这么说是流氓团伙？”
老卢摇头：“奇怪就在这点上，这些人彼此都没关系的，却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里冒出来四处作案。最后枪毙的时候可轰动了，所有人都拍手称快，要不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怎么能想得起来啊。”
离开西宝兴路殡仪馆的时候，我安慰六耳，他却说没关系。
“虽然他犯的罪出乎我的意料，但并不是什么接受不了的，我现在什么都能接受。这就是事实，不管我怎么想他就在那里，早已经发生了。”
“那……还要继续查下去吗？”我问。今天老卢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些个枪毙犯并没有哪个特殊，要是真如我们所想，张金龙是个毛人的话，他一定记得的。
“查。我想确认一下，我妈到底是不是被他……”
我一愣，似乎事情已经挺明显了啊。再一想，又暗骂自己糊涂了。有能力查清楚的事情，还是不要凭主观推断的好，主观推测往往要出错的，我也不是没碰到过啊。特别是自己母亲的事情，六耳能不小心吗？
这样一想，张金龙是否是毛人一点上也就不是没有疑问了。
我点头对六耳说：“好的，而且我想，老卢没说发现全身长毛的人，并不代表你爹真的就不和你一样。想起来要是真全身长毛，这样的遗体，警方要么自行处理，就是交给殡仪馆也会把毛刮去，以免惊扰市民，传出各种不实的说法。”
回去的途中，我注意到六耳不时地走神。这几次陪他出来的时候，发现过多次这种情况，问他怎么回事，他却只是笑笑摇头。
“我觉得你有什么事瞒着我。”这次，在他再次摇头后，我很直接地对他说。
六耳呆了一呆，若有所思地说：“是有些事情，但不是存心瞒你。等我自己搞清楚之后，一定告诉你。”
他自己都没搞清楚，那是什么古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