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击者
白云生像以往一样准时醒了过来，他洗漱完毕，看了一眼钟，9点50分。他走上阳台，把望远镜举起来，野鸽子还没飞过来，不过应该很快了。鸟类的行为是很有规律的，而作为一个鸟类学家，白云生的生活同样有规律。
河对面阳台上的男人也在，这个时间，他一般都会在阳台上晒太阳。男人戴着鸭舌帽，看姿势像是躺在一张椅子上，阳台是两面高中间低的V字形，他的脸朝着侧面，似乎在和谁说话。由于角度问题，白云生看不到男人右边的位置，他微笑着想：这年头生活有规律的人太少了，能碰上一个也算荣幸。
野鸽子飞过来了，在那幢楼前飞来飞去，不时停留在某一户人家的阳台上，然后又飞起来继续盘旋。白云生的望远镜镜头跟着鸽子晃来晃去，突然，他发现对面的阳台有些异样。
平时老老实实地坐着晒太阳的男人，不知怎么变高了，白云生以为他是站起来了，但随即发现，那男人的姿势十分古怪：上身向前倾，一只手向后挥打着，另一只手则死命地抵着阳台的墙。因为阳台是半封闭的，白云生无法看到下面，但他能感觉到有人从下面在推那男人。
男人的上半身越过了阳台，他挣扎得更加激烈了。白云生的心怦怦乱跳，可离得这么远，他赶不过去，报警恐怕也来不及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男人张大嘴似乎喊了句什么，整个身体不情愿地越过了阳台，坠落下去。
白云生惊叫一声，用望远镜向下看。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楼层是12楼，对方的楼层也差不多，摔下去绝无生还的希望。于是，他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
报警的不仅有白云生，还有一个过路人和住对面那幢楼10楼的人。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三个目击者提供的资料也不相同。
警官陆涛仔细地看着这三份记录：
过路人说，他听到空中有人喊叫，没等抬头，那人已经摔在了地上，血肉横飞。至于喊叫什么，和死者摔下来之前的状态，他一无所知。
住10楼的是个女孩，她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她确定是楼上传来的声音，抬头向上看，没想到“呼”的一声，上面飞下一个人来。
白云生目睹了死者坠楼的全过程，但是离得远，他没有听到对面的声音。根据白云生看到的情况，陆涛觉得不像是一起自杀案或意外，尽管从现场看非常像。
现场的阳台上有一张轮椅，轮椅上有一本书和一支笔。看来，死者临死前在看书。书和笔上都没有其他人的指纹，检测后已经封存起来。死者的手指缝里有一根头发，当然，这也可能是死者自己的。陆涛小心地将头发装进小瓶里，带了回去。
死者叫梁清，是个作家，和妻子王月玲居住在1201室。王月玲是国企的会计，案发当天是周三，她在单位上班，梁清一个人在家。地面的瓷砖清洁过，没有鞋印。因此，警方倾向于认为梁清是自杀，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就更加肯定了。
梁清在一个月前瘫痪了。半年前，他得了脊髓炎，虽然经过治疗有所控制，但一个月前病情突然加重，双腿瘫痪。一个瘫痪的人想自杀很正常，而且，脊髓炎这种病，最后可能会导致失明。
二、瘫痪者
陆涛总觉得不对劲：根据白云生和10楼女孩的证词，死者坠楼前曾拼命挣扎，而且，想自杀的人又怎么会喊救命呢？
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自杀，对陆涛提出的两个疑点，大家也认为容易解释：首先，双腿瘫痪的人爬墙，动作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离那么远的距离，白云生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情景，有可能误认为梁清是在挣扎。其次，10楼女孩听到的“救命”声，从心理学角度讲，也很容易解释。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在遇到强烈刺激的情况下，往往会臆想出一些情节来，让事情变得合理。比如一个溺水被救的人，腿上有伤口，他坚持说是一条鲨鱼攻击了他，甚至连鲨鱼的颜色都说得一清二楚。事实上，那片水域从来没有鲨鱼，他的腿不过是被水下的石头割伤了。在此案中，女孩很可能先看到人摔下来，潜意识里觉得那人应该会喊“救命”，从而在内心坚信这一点。
陆涛找到了给梁清治疗的医生。医生说，梁清的病本来已略有起色，最近突然加重了。脊髓炎是医学难题，没有明确的发病规律，这并不奇怪。
陆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按梁清的病情，他有可能自己爬到一米高的墙上吗？”医生想了想，说：“应该很难，脊髓炎的瘫痪是从腰部开始的，很难用上劲。不过，上肢力量非常强的人，也许可以办到。”陆涛眼前闪过梁清的尸体：那是个典型的作家，双臂白皙瘦弱，指尖因为长期敲键盘而发平。
陆涛调查了梁清的经济状况：他不算是畅销作家，收入与妻子差不多。住的房子是几年前买的，这几年房地产升值，倒是值不少钱了。
陆涛回到警局，一个穿西装的女孩正在等他。女孩叫陈雨，是保险公司的职员，负责保单的审核和理赔。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代表公司来向警方求助，我公司也在调查，但最终要以警方的结论为准。如果警方确认梁清是自杀，我公司将不用赔偿；如果警方确认是死于意外或者凶杀，我们就得支付保险金。”
陆涛愣了一下：“梁清买保险了？”陈雨点头：“人寿保险。一年前买的，那时他还没有得病。说是结婚纪念日给老婆的礼物，保额三百万。”
陆涛问：“死者的妻子知道吗？”陈雨说：“知道。我已经找过她，她问什么时候能拿到保险金，我说要等警方的结论。”陆涛点点头：“回去等消息吧，保持联系。”
陈雨走后，陆涛接到了技术科的电话：那根头发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并不是死者本人的。
三、受益者
这时候，死者的妻子王月玲也来警局了。与第一天在现场露面时相比，她沉稳了许多，脸部白皙俊秀，身穿职业套装。她问：“我丈夫的事有进展吗？”陆涛谨慎地说：“初步判断你丈夫是自杀，不过还有些疑点。”
王月玲吃惊地说：“我丈夫很乐观，怎么会自杀呢？他一定是出了意外。”陆涛纳闷地说：“他能出什么意外呢？人都瘫痪了。”
王月玲说：“我丈夫的腿瘫痪后，一直坚持做康复锻炼，即使在阳台上晒太阳，他也经常用胳膊搭着阳台的墙尝试站立。我想，他一定是用力过猛，摔下去了。”说着，她拿出一份病历，只见医嘱里写着：“药物治疗为主，康复锻炼为辅。建议依靠上肢力量多做站立尝试，刺激脊柱感应。”
陆涛有点意外：“光凭医嘱，也不能完全说明他不是自杀吧？”
王月玲又拿出了一份出版合同：“您看，这是他一周前收到的出版合同，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很快就要出版了。收到合同时，我丈夫还很高兴，说他这部小说一定会流芳百世。您觉得他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杀吗？”
陆涛看了看出版合同，觉得事情可能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自己原先的疑点，用意外坠楼也同样可以解释。首先，如果梁清遵照医嘱，每天在家锻炼，那么，他的锻炼动作在一个远处拿望远镜的人看来，肯定是十分古怪的，也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拼命挣扎”；其次，如果梁清是锻炼时不慎失去平衡，双腿瘫痪的人协调性很差，跌落时拼命挣扎也很自然；最后，如果确实是意外跌落，梁清在跌落的一瞬间大喊“救命”也很正常。果真如此，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给受益人王月玲。
王月玲走后，陆涛把新情况和同事们进行了分析，大家基本同意他的判断：梁清自杀的可能性降低，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则增加了。
当陆涛把案情进展通报给陈雨时，陈雨却提出了质疑：“如果他是自杀，一般都会有遗书留下来。不知道警方有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
陆涛眼睛一亮，跑进了证物科，说：“梁清坠楼案现场的书，马上给我找出来。”他拿到封存的证物袋后，戴上手套，小心地翻开书，一页页查看。
这是一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现场发现证物时，主要关注书上是否有其他人的指纹，以及撕扯的痕迹，并没有注意书上的字迹。陈雨的话提醒了陆涛：以梁清当时的状态，如果他想自杀，极有可能留下字迹。王月玲也说过，梁清读书时身边总带着笔，把一些想法记在书上，而现场的轮椅上就有一支笔。
这本《老人与海》还很新，上面的笔迹也很少，但陆涛发现了几个可疑的词语，是用钢笔写的“无耻”、“离婚”，略显潦草。最奇怪的是，下方还有一串数字“2000000”，然后是四个小字“不义之财”。
四、第三者
一个著名的侦探曾说过，如果一个罪犯被怀疑了，找到证据是早晚的事。这是陆涛极为推崇的名言，他查案时，总是把锁定嫌疑人当作最重要的工作。
王月玲的外遇并不十分隐秘，陆涛从她同事的嘴里得到了信息。有时候，长舌妇的风言风语，足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王月玲的情人是本单位的一个科长，四十来岁，据说要升处长了。陆涛调查了科长在案发当天的行程：那天他在单位开会，但中途曾接过一个电话，然后说肚子不舒服，去了卫生间大约半小时。接着，陆涛调查了科长的通话记录，结果大吃一惊：那个电话号码是梁清家的，究竟梁清和他说了些什么，他接电话后又去了哪儿？
陆涛返回案发现场，他的目标是门铃。梁清瘫痪后不太可能出门，王月玲自己有钥匙，也不太可能按门铃，让坐轮椅的梁清来开门。如果梁清坠楼当天有人来过，他的指纹很可能会留在门铃上。
门铃上果然有指纹，虽然已经过了几天，但通过技术还原，陆涛得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他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果然看到，那天案发后，有一个身材酷似科长的身影，混在人群中匆匆走出了小区。
陆涛分别提审科长和王月玲。
王月玲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丈夫意外坠楼，是她根据梁清的情绪和常理推测的。
当陆涛把指纹、通话记录和小区录像都摆在科长面前的时候，科长撑不住了：“那天，我接到梁清的电话，让我马上到他家去，我当时就吓出了冷汗，知道要出事。本来，我以为我和王月玲的关系很隐秘，但梁清说他都知道了，要和我谈谈，如果条件合适，他可以离婚。我不愿意去，他就说，如果我不马上赶去，他就来我单位，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事。我就要被提拔为处长了，哪敢出事啊？只好借口上卫生间离开了单位，打车十几分钟来到了梁清家。上楼后，我按了几下门铃也没人开门，突然听见屋里有人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楼外有人惊叫。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跑下楼，看见有几个人围在楼下，躺在地上的正是梁清！人越聚越多，我心里害怕，就趁乱离开了，打车回单位继续上班。”
陆涛冷笑：“你倒是推得干净。可惜，你还有个致命的漏洞。”他举起了一份检验报告，说，“这是对你头发的检验报告。你的头发和梁清死亡时手里的头发，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科长很惊讶：“不可能，不可能！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陆涛冷冷地说：“你和王月玲的奸情被梁清发现了，他打电话约你前来谈判，向你要两百万。你不肯给，也许还说自己没钱，不过梁清知道你有钱，也许他是从王月玲那里探听到的。最后，他威胁你，说不给钱就让你身败名裂，你为保前途，铤而走险，趁梁清不备把他抬起来扔下了阳台。梁清因为瘫痪，无力反抗，但挣扎时抓下了你一根头发。正是这根头发，揭露了你的罪恶！”
科长还在顽抗：“不，我压根就没有进屋，我没有！”
陆涛说：“你临走时还把瓷砖上的鞋印擦掉了，确实冷静。不过，你没想到一根头发和门铃上的指纹出卖了你！另外，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你账户里的股票和现金，总额超过了三百万。除了杀人案，恐怕你还要解释一下钱的来源了。”
科长面如土色，喃喃地说：“我没有，我没有……”
五、策划者
一个月后，科长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王月玲则以知情不报被指控。尽管科长始终不肯招认，由于罪证确凿，法庭一审判决为死缓；王月玲则因主动揭发科长贪污受贿，有立功表现，从轻判决有期徒刑两年。
此案结束后，陈雨没有来找陆涛，陆涛并不觉得意外：媒体已经报道过了，陈雨不用来找他，也知道案件的结果。保险公司这次还是得出血，因为梁清在老家还有老母亲，妻子是杀害他的同谋，母亲自然就变成第一受益人了。
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到梁清被害案的最后上诉期了。陆涛收到了一封信，是陈雨写的，居然是从欧洲一个小国寄来的。
在信里，陈雨先替梁清道歉，因为他利用了陆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戏弄了陆涛。作为一个悬疑小说作家，他巧妙地设了一个局，而陆涛这个认真负责、颇有名气的警官，正是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而这个局的初始灵感，却是来自于河对面的同一楼层上，那个总是拿着望远镜观察野鸽子的鸟类学家。
陈雨是梁清的一个读者，也可以说是仰慕者，但两人的感情发乎情，止乎礼，从未有过越轨的行为。然而，梁清发现王月玲和科长有奸情后，痛苦不堪，此时，是陈雨的温柔拯救了他。他本想和陈雨好好过日子，并计划移民到国外。可惜，在一次体检中，他意外发现自己得了一种罕见的病——渐冻人症，科学大师霍金就是得了这种病而逐渐瘫痪的。梁清的病还在早期，却是不可治愈的，只会越来越严重。
于是，梁清找到当医生的朋友，给自己开了健康证明，并利用陈雨的工作便利，为自己上了保险。不久，他又请医生朋友给自己开了脊髓炎的证明，因为脊髓炎的症状和渐冻人症很相似。
作好了这些准备，梁清耐心地等待机会。有一天，他偷听到王月玲和科长的通话，知道科长受贿一百多万；他仔细地检查王月玲的贴身衣服，找到了科长留在上面的头发；他在新买的《老人与海》上写下了充满暗示性的词语；他在阳台上放置一些粮食，这样野鸽子就会经常飞过他的阳台，河对面的鸟类学家也会经常把望远镜对准他。
梁清假装自己瘫痪了，脊髓炎发展到瘫痪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怀疑。当然，他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能表演得惟妙惟肖。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当他准备好后，那个鸟类学家准时地出现在河对面的阳台上。梁清给科长打了电话，当科长来到他家，按下门铃的时候，梁清把准备好的头发紧紧地夹在了手指缝里，等着野鸽子飞过自己的阳台。当科长按第三下门铃时，野鸽子飞过来了，梁清做出挣扎的姿态，缓缓地站起来，在河对面看来，就像是下面有人在抬自己一样。他用手向后面拍打着，表演得很认真，然后大喊一声“救命”，从阳台上摔了下去。那一刻，他的心情没人知道。但陈雨想，他一定很平静，因为他完成了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用行为艺术来写的一部悬疑小说。
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当陈雨出现在王月玲面前，告诉她保险的事时，王月玲的贪婪使她主动跑到警局去质疑警方的自杀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对她是最安全的；他也了解那个科长，知道这种人为了仕途，不敢不来谈判；他了解鸟类学家，知道这种人为了钻研学问，会放弃一切而保证有规律的生活；他了解陆涛，知道一个好警察会对所有疑点一查到底，他所要做的，就是让陈雨在关键时刻提醒、推动陆涛；他甚至了解10楼的女孩，知道她在那个时间到阳台晾衣服的可能性很大；他还了解一点鸟类知识，知道如何吸引野鸽子，让它们形成一定的习性。因此，他用生命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惩罚了伤害自己的人，报答了爱着自己的人。
在王月玲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房子已经悄悄办理了抵押手续，一百万银行贷款都交给了陈雨。他的保险金赔付到母亲手里后，陈雨带着他母亲，去了那个移民政策宽松的小国。
那里山清水秀，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他和陈雨本来打算投奔的世外桃源。他相信，温柔善良的陈雨，在那里会找到新的幸福，并且帮他照顾好母亲。
陆涛拿着信，心里百感交集。
他要作为证人，申请参加梁清案的再审。他得承认自己的错误，维护法律的尊严。同时，他也感到一丝欣慰：梁清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了那两个伤害他的人，但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们，尽管方法不对，但还是有自己的底线。这底线让梁清更像一个恶作剧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可怕的阴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