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在Z县文化局工作，就在这年3月初，省文化厅、文物局联合转发了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长城进行全面考察的通知。县级没有单独设立文物局，整个文物工作归文化局统管，下面只设了一个文物保护管理所，编制3人，设所长一人。在我们县境内，仅明长城就有100多公里长，还有残存部分燕、北齐长城。考察工作量很大，内容包括：现存的长城各关（口）、建筑、较完整的城墙、敌楼、碑刻等全部进行拍照并要作文字记录。这么大的工作量文管所3个人根本无法按期完成，局里领导决定从文化系统抽出6名同志组成一个考察组。其中有搞摄影的、搞测绘的，搞文物鉴定的，我也是成员之一，负责文字记录和整理。文管所老所长王永祥老师担任组长，经过一番准备后，在王老师率领下我们一行6人背着行囊直接奔赴东南县界的峪门口。
峪门口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是明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省文化厅的文件中特别强调，对一些险要地段的城墙、城楼不能有一丝疏漏，而且又要从不同角度拍摄，文字记录也必须详尽。考察工作十分艰苦，登山爬岭，穿峡谷越山涧，通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收获颇丰，发现好几处珍贵的实物资料。那天，我们要去一个叫鹦鹉山的老边墙考察，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攀登，6个人都累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登上山顶后，便坐在一座比较完整的城楼里休息。大家身上的汗水刚落，突然从外边走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农民进来后便对考察组人员说：“你们哪位是领导？”王永祥老师面带微笑说：“您有什么事吗？”那位农民便在王老师面前坐下，然后便和王老师聊了起来。农民自我介绍说他叫刘三强，听说县里来人考察长城，特意前来报告一件事。他说，这座城楼下原来有一块石碑，那块石碑上的碑文详细记载着修筑这段长城的领头、工匠、督工的名字和完工日期。“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文物被做为“四旧”被砸烂、烧毀，古长城遭到了严重破坏，山下的好多农民拆长城的砖、条石，运回家建房垒墙。那块石碑被山下村庄一个叫张二魁的人弄到家里砌门前的台阶用了。刘三强又很痛心地说：“这样宝贵的石碑，被常年累月地踩在脚底下，字迹都快磨平看不清了，实在可惜呀……”
王老师觉得刘三强报告的情况很重要，长城上的碑刻都是修建长城时留下的真实资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长城具有很高的价值。王老师对刘三强爱护长城保护文物的可贵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和诚挚的感谢，并问刘三强家住哪里，下山后一定登门拜访。刘三强说他家就住在山下村庄，欢迎各位老师光临……
当天下山后，考察组就找到了大队干部，提出要大队领导帮助动员张二魁把那块长城碑刻交出来。大队干部找到张二魁一说，张二魁听说那块石碑是国家文物不敢不交，当时就从石阶上拆了下来亲自送到大队部。53岁的王老师是搞文物鉴定的专家，尤其是对古建筑的研究造诣颇深。王老师叫年轻的队员提来一桶水，把石碑上的泥土清洗干净。然后王老师戴上老花镜对石碑上的文字仔细辨认，最后确认其文为：
保定府西河坞民营头领赵国春等修完一等边城长九十丈，接西山头起于朝等修，陈文接修东山头止。
督工把总 张振英
民营头领 赵国春
石 匠 刘三强
泥水匠 侯东和
大明万历四十年五月吉日同立
王老师看完碑文问大队干部们说：“刘三强家在哪儿？我们要去拜访拜访……”大队干部说：“我们大队根本没有叫刘三强的人，附近的村庄也没有刘姓人家。”王老师说：“这就奇怪了，向我们报告此碑下落的人说得清清楚楚他叫刘三强，并且说他就住在山下的村庄里。再说，远处的人对此碑的下落也不可能知道得这么详细啊……”考察组的几个同志都感到事情很蹊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到那块石碑上——碑面上工工整整地刻着“石匠刘三强”几个字，几个人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都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说报告人就是碑文上这位修筑长城的石匠？莫非他看到他和伙伴们辛辛苦苦修筑的长城和他亲手刻制的石碑遭到破坏而感到痛心，因此才显灵向考察组报告？这太不可思议了！世上真的会有这种事？“刘三强”到底是什么人？想查个水落石岀既不可能似乎也没必要，只好不了了之。
经过一年半的奔忙，境内长城考察工作全部结束。那通石碑被运到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后，王老师亲自将碑文拓下来进行装裱，作为珍贵文物立档保存。在整理县境内长城全线考察文档时，关于这块石碑的发现过程，按照文化局领导和王文祥老师的意见，隐去了“刘三强”向考察组报告这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只写了“有人向考察组报告”等字样。事情已经过二十多年了，但这件不可思议的怪事我一直没有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