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年代的日常生活[空间]

作者:吃睡一条龙

翌日早晨,刚过7点,张丽就领着陶小霜早早去抽了血。

两人从抽血室出来时,门外靠墙的两条长凳上已经坐满了排队的人,直把同层的其它几个科室衬得人可罗雀了。至于原因,陶小霜觉得可能是因为抽血需要空腹,所以大家都想早点抽完血好吃早饭吧。

只走了几步,张丽就拉着陶小霜坐下休息,“抽血后,人的血糖会降低,就容易头晕,我们在这坐一会吧。”

两人挨着坐下了。张丽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黄纸包。掀开来,里面包着两块薄荷条头糕,她一手托着纸包递到陶小霜面前,说道:“吃点甜的东西可以升血糖。正好我带了糕团,陶同学,你吃点好不啦?”

陶小霜笑着摇头道:“不用了,张护士,我没头晕。”其实坐下后她就感觉到有些头晕了,但无功不受禄,已经想起这时候的物资尤其是粮票有多紧缺的陶小霜可不敢乱接吃食。

“有人请客,你就别说客气话。快吃吧——要是不吃就是看不上我这点东西好伐?”张丽不由分说地把纸包放到了陶小霜的膝盖上。

“那我就不客气了。”盛情难却,陶小霜对着张丽感激地笑了笑,然后拿起条头糕,咬了一口。半透明的条糕吃在嘴里还是温热的,口感软糯弹牙,中心处薄荷的馅料带着夏日里难得的清凉,她不禁口齿生津。

沪上的条头糕历来就只有手指长的分量,陶小霜两三口就解决了一块。吃完她把另一块用黄纸原样包好,递还给张丽,笑着说:“张护士,我吃一块就够了,谢谢你。”

“哎呀,你笑起来有酒窝呀!”张丽惊讶的嚷道。这人好看起来就是邪乎,别人长一样都不容易,美人呢就啥都能配齐。

“哦……”陶小霜声音小小的回道。

张丽见她含糊的应了一声后就低下头去,还以为这好看的小同志害羞了,却不知自己无意中触动了陶小霜的心事。

差不多的话,平日里陶小霜不知听过多少,这次却着实让她愣住了。

打小就常有人夸陶小霜长得好,按说好话人人爱听,陶小霜自然也爱听,但是这些好听话里有一些的背后却是带着刺的——对陶小霜长得不像爸妈的容貌的恶意猜测像毒刺一般总刺得她心里一阵阵的不舒服。

‘这眼睛!这皮肤!真是长得好像一个洋娃娃呀,就是长得一点也不像她妈,像谁……不知道,总之不像他爸!’

‘这小囡生得确实好,就是不像爸妈……’

‘嘿……好在也不像高四海呀!’

‘……谁都拎的清。要不谷霞那个婆婆会死前才让母女俩见面吗?’

充满恶毒揣测、犹如浸满毒汁的流言蜚语甚至让陶小霜对别人的赞美产生了轻微的排斥感。

如今想来,原本以为全不可信的恶语里竟也有一个真相:自己的长相和父母两边都不相像,不是因为外婆曾说的‘那些碎嘴婆看不得我乖孙长得好’,而是确实另有缘由。

想到在梦里,20岁的宋诗比现在的自己略微成熟些的容貌,陶小霜寻思,自己能两世长得一个样,估计就是钥匙在作怪。想到这事让妈妈程谷霞受了不少的不白之冤,陶小霜就感觉有些对不起妈妈,可同时她又发现自己记不起和妈妈有多少亲近的‘往事’,不禁就叹了口气,自己和这一世的妈妈真的是太疏远了。

和张丽分开后,陶小霜回了305号病房。巡夜是在梦里进行的,对身体虽然没什么影响,但对精神的消耗却不小,陶小霜感觉很疲倦,不知不觉就躺着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大表哥程迎军就坐在床沿上。

两人一起吃完中午饭,程迎军从兜里掏出一把剥好的核桃,献宝似的放在床头,“小霜,给你吃——听说核桃补脑,你的脑子烧好了几天,吃这个肯定好的啦。”

按梦里的前世经历来算的话,陶小霜已经足有两三年没有吃过核桃了,看着黄褐色的核桃仁,她只觉得嘴里面立时口水泛滥。要请自己吃核桃的人是表哥,也就不用像对张丽那样讲客气了,陶小霜说了一句‘那我吃了,谢谢哥呀’,就吃起核桃仁来。

边吃,陶小霜边问:“这次二舅妈给你寄了些什么呀!”

程迎军掰着手指数道:“我妈寄了半斤核桃、1斤红枣、半罐猪油还有5块年糕。”

陶小霜看着眼前这熟悉又陌生的大表哥,边吃核桃仁,边在心里又把程家的人和事回忆了一下。

徐阿婆和陶小霜早逝的外公程根生一起生养了10个孩子。程根生是绍兴乡下的木匠,据徐阿婆说他能干又顾家,可惜出外做木工时患上了肠痈,人早早的就去了。顶梁柱没了,孤儿寡母的日子实在是苦,程家的这10个孩子里只有4个长到了成年,正好是徐阿婆的头三个男孩和头一个女孩。在解放的前一年,陶小霜的三舅程家老三还没了。

解放后,大舅程谷余、二舅程谷华先后结了婚,徐阿婆跟着二儿子过,陶小霜则从8岁起就寄住在二舅家。最近的这三年里,大表哥程迎军也住在了二舅家。陶小霜的寄住是实在没办法,而表哥迎军的寄住则是一桩阴差阳错的糊涂事了。

陶小霜的大舅程谷余有一儿一女,迎军是他的大儿子。三年前,为了支援三线建设,大舅夫妻工作的水泥厂整厂搬迁到了安徽,大舅一家也只得随厂搬去了安徽的县城。

事出突然,夫妻俩本来打算先去安徽安顿好后,再回上海来接两个孩子。可是大舅妈张娟拗不过女儿采红,就先带着她一起去了安徽,儿子迎军则暂时留在了上海。

不久,新家刚有个样子,大舅妈却累得流了产,紧接着采红又染上了水痘,于是迎军的暂住期从两、三个月变成了一年;一年后,年历翻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大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海的斗争形势比那个小县城好多了,至少武斗没用上军械,加上大舅的一个朋友能帮着办临时户口。于是,表哥干脆就留在了上海。

至于二舅程谷华,则和二舅妈彭苗一起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迎国、迎泰、采秀。

于是,在这三年里,住在同寿里的程家的人口达到了一个峰值:老中少三代一共八口人。这么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每天要做的家务活可是真不少。陶小霜记得因为二舅夫妇要三班倒,他们的三个孩子中年纪最大的迎国也才13岁,所以平日里家里大半的家务是由徐阿婆和自己在做的;至于迎军,毕竟是程家的长孙,家务活什么的,徐阿婆是不大让他做的。

这两天她住院,徐阿婆白天也不在,陶小霜真不知道二舅家里得乱成什么样呢?

吃完核桃,外面下起了太阳雨。因为实在疲倦,陶小霜躺上床睡起了午觉。她一直睡到吃晚饭的时间才行。

她吃饭的时候,在病床和窗户间的空位上,程迎军和孙齐圣四人围坐成一圈,打起了扑克。

他们打的是争上游,也不赌钱,就赌贴纸条。几个人一路打到晚上8点半探病结束的时候。

陶小霜在一旁看他们打牌,她随着心意有时帮程迎军出出主意,有时又帮着其他三个人。

整个病房在现在的她看来其实是很有些破旧的:从下到上刷了一半绿漆的墙壁已经有些斑驳了,木制门窗的边框也有不少破损的痕迹,这还是沪上的市级大医院呢。

而在这病房里暂住的病人和家属们也显得颇为无趣陈旧——他们对中国以外的国家有着很奇怪的认识,似乎觉得中国举世皆敌,而一些陶小霜前世从未听过的小国家却常挂在嘴边;有些人还张口闭口就是毛思和阶级斗争。还有,在陶小霜的头顶上灰蒙蒙的日光灯闪个不停,而走廊上的高音喇叭里就没停止过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的宣传,那广播声慷慨激昂到让她的耳朵都发疼的程度。

待在这种陌生感比熟悉感多,又称得上不太好的环境里,应该是难受的,陶小霜却发现自己心里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这年月确实比民国时期少了很多的悠闲和情趣,即使有了运宝箱,在这样的沪上生活也没有多少享受的环境了,但是和平就是最好的享受呀,只这一点就胜过了前世那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想到自己再不会因为战争而死去,也不会因此而失去亲人了,陶小霜就满足的叹了一口气。

这晚上,孙齐圣边打牌边去看陶小霜。一场大病后本来就身材纤细的陶小霜又整整瘦了一圈,他看得心疼不已,想着明天得给陶小霜买些好吃的才行。

……

第二天,陶小霜最好的朋友宁鸥来探病了。

陶小霜起床后就去了休息室换药,一回病房她就看见自己的床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是谁呀?觉得背影很眼熟,她连忙朝窗边自己的病床前走去。

来人听到动静,转头一看,立刻就站了起来,跑上前双手一搭陶小霜的肩头,大喊道:“霜霜,你吓死我了!阿爹拉娘,你怎么会病得住院的?”

来人正是宁鸥,她身量高挑,比1米65的陶小霜还要高小半个头,留着一头刘/胡兰式的短发,一张晒得黑黑的小国字脸上浓眉大眼的五官,是很大气爽朗的长相,俨然一个英气十足的假小子。

宁鸥的穿戴很时髦,所以病房里的人都在隐晦的打量她——即使在现在的陶小霜看来也不土气。她上身一件蓝白条纹的海魂衫,下身则穿着一条卡其布的背带短裤,脚上踏着一双圆头的皮凉鞋,右手腕上还戴着块英纳格手表。在这个艰苦朴素的年月里,能穿戴这一身说明她家里要么是干部,要么是八级工,或者是大学教授——陶小霜记得这时上海工人的人均月工资是36块,而那一块英纳格手表就值180块!

“宁鸥!”记忆里已经十多年没见的好友来看望自己,陶小霜自然很是惊喜,“我没事了!本来就只是发烧、哎呀!”陶小霜突然感觉脚下一虚,身体就向前摇晃了一下。

宁鸥忙拉住她,“霜霜,我们坐床上去说话。”

两人坐在靠窗的床沿上,也不怕热,手拉着手肩靠着肩倚着聊天。

“宁鸥,你怎么提早回来了?”说着说着,陶小霜就记得了一件事:为了给宁鸥外公作65岁的大寿,宁鸥和宁妈妈一个星期前坐船去了广州,当时说好要去半个月的,到今天才7、8天吧。

“我们昨天就回来了,寿不过了——我外公得了肺病,和我们一起回上海治病。”说到这里,宁鸥活泼有力的嗓音明显低落了。

“天呀!鸥鸥,你别担心。吉人自有天相,你阿爷的病会很快就治好的。”看宁鸥很沮丧的样子,陶小霜忙安慰她。

“唉,就几天的功夫,外公就瘦了好多,我妈在船上哭了几次呢!”

“宁叔叔不在家,家里就全靠你了,你要多陪陪你妈妈和外公。”

“我知道,可我就是在家里呆不住啊!”宁鸥抬起小腿一阵乱踢,“我想游泳,我想兜南京路……”

宁鸥是独生女,她爸爸宁鲁是中国和波兰共和国合办的中波国际海运公司的老海员,常年在海船上工作,去年刚升了大副。海员的工资本来就高,跑国际航线的宁叔叔又有不少额外的福利,所以宁家的经济条件特别的优越,就是当家人常年飘在海上,家里有个什么事也回不来。

宁鸥和陶小霜的第一次见面在她们4岁的时候。宁爸和死于船难的陶父曾是一起擦甲板的小水手,他从广州调回上海后就带着小宁鸥去看望陶奶奶,两个小囡在川沙乡下玩耍,常滚成一对小花猫。即使没有摆过认亲的席面,但曾和陶爸喝过血酒的宁鲁是打心眼里把陶小霜当做自家的另一个闺女而爱屋及乌的宁妈妈对陶小霜也是十分的好。所以,从来没有在高家住过一晚的陶小霜却常去宁鸥家过夜,还常在暑假或寒假时到宁家住上几天。这些‘往事’是陶小霜在和宁鸥聊天的过程中慢慢想起来的。

她还想起宁鸥从小就是男孩的脾气,性子急,见不得谁遇事哭哭啼啼的。无论男女,只要看到有人哭,她必退避三舍。偏偏这次哭的人是宁妈妈,陶小霜完全可以想象一路上宁鸥既烦躁又担心的心情。于是她说道:“等我出了院,有空就去你家陪你,好不啦?”

“霜霜,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你一定要来哦!”宁鸥高兴得搂住陶小霜直摇。

这时,背着个半旧的绿军包,拎着饭盒的包布,孙齐圣走到两人的身后,咳嗽一声道:“咳……陶小霜,该吃早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