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师从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人的地位越高,讲话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好像19世纪欧洲淑媛们,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女儿或鞋匠的老婆。
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
不过这些中式的声音哲学却很难跟老外解释清楚,就像后来,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徒劳的努力。
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杂志的名字叫《不容错过的声音》。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说者有太多的见解,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当每个人都恨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时,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有理也得声高。
所以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不是被当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以沉默寡言、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讲话和插嘴,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只分得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会被看做“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是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心里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而忙不迭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只有大声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键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而是练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