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侯勇来说，大四这一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工作，而不是窝在校园里写毕业论文。但从2007年10月开始进入激烈的就业市场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了一年，他还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早就知道找工作不容易，”侯勇说，“但是没想到会这么难，有好多事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力。”
侯勇毕业于湖北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长沙人。他属于那种“父母没路子、没钱，家境一般”的大学生，因此找工作只能靠自己奋斗。也因此，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活动轨迹仅限定于长沙一带。
“我找工作的经历是一本流水账，逻辑和方向都不清晰，很多时候是跟着感觉走。”国庆节前夕，侯勇向我们讲述了他进入大四后，一年以来就业和创业的全过程……
理想
进入大四，侯勇开始奔波于各个招聘会，疯狂地投简历，但大多石沉大海;发动家庭中有限的资源，找门路、拉关系，他也都一一尝试，但也均未如愿。整个过程下来，他所收获的是就业市场的凛冽。
像很多“父母既没钱又无门路”的大学生一样，侯勇在没能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之后，选择了自己创业。
今年8月中旬，他与初中同学方启合伙经营的快餐店开始正式营业，地点在湖南长沙定王台。店铺就是两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专做对面几栋写字楼里白领的午、晚餐外卖。
但好景不长，9月15日，他们的快餐店由于味道比不上附近其它几家同类店，生意冷清而被迫停业。
“自己干，是我早就有的理想。”侯勇说，“给别人打工有什么发展前途，能赚几个钱?!”
由于从小父母离异的关系，侯勇生活上一直很独立，也很相信自己的个人能力，因此他的理想就是自己单干，当个小老板，有朝一日能挣大钱。
去年11月，侯勇就曾打算和女朋友去广西南宁开一家粉丝煲店。为此，他去了趟湖南邵阳，找在那儿读书的哥们儿钱文和刘畅筹钱。
钱文、刘畅和侯勇从初中开始就是铁哥们儿，加上侯勇的小学同学向青、顾宁，“我们兄弟五个只要有三四碟凉菜、五六瓶啤酒，就能在路边的大排档聊上一整夜。大三暑假时，我们还一起在家门口弄了个夜宵摊，自己有得吃，还能赚点儿钱。”
不过这一回，钱文和刘畅的态度却不像以往那么爽快。
“这完全不现实啊。”钱文刚听完侯勇去南宁开店的想法就冲口而出了。刘畅则说得很委婉：“这个事搞是可以，但是感觉不是很稳妥啊……”
侯勇感到很郁闷，当时没说话。后来他领悟出这么个道理：“一谈到‘钱’字，朋友就都靠不住了。到了真要帮忙的时候，都跑了。”最终，侯勇的南宁开店计划因为连路费都筹不到而破灭，他只好就此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大学生求职大军之中。
现实
大四过半，侯勇带着行头回了长沙。“我不想留在武汉，那是个大而空的城市，从读大学开始我就不喜欢那儿;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我也想去，但是没钱没人，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肯德基收银员、网球教练、健身教练，甚至发传单，侯勇边打零工边期待着他所谓的机遇———开店单干赚大钱。就这样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他的口袋里依旧经常只有几个钢蹦儿。
初春，长沙的晚上还带着些寒意。侯勇和几个铁哥们坐在路边的大排档里，酒过三巡，大家头脑和身体都热乎起来，开始谈起自己的打算。
钱文宣布他决定考研，理由是学医不读个研究生等于白读，毕业论文写完他就去报考研班;顾宁跑工作的事儿已经跑了有一阵了，目前已经基本敲定去长沙的一家广告公司;刘畅暂时还没有什么大动作，守着家里开的台球室，脑子里盘算着是找工作还是跟着家里干。
又过了一个多月，周围的兄弟逐渐都有了着落，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越来越少。落单的侯勇终于也憋不住了，决定先在家乡找份正式工作干着，等有些资本了再单干。
学体育教育的他瞄准了体育老师这个职位。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侯勇一个星期跑了五六家学校，首先得到回复的是一家小学，表示愿意聘请他当实习老师。
自认武汉体院科班出身的侯勇，对于这个职位，当时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另外几所学校像商量好了似的，陆续以“我们不接收应届毕业生”为由，将侯勇拒之门外。
这个结果令侯勇颇感委屈，于是他决定再去那家小学瞧瞧。可是让侯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回校方却以必须先通过教师编制考试为由拒绝了他。
一个工作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
晃晃悠悠，到了6月份。拿到毕业证的侯勇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长沙某家教育信息咨询公司进行宣传招生工作。先实习三个月，每个月1800元，转正后2000元一月，每招进一个学生再加500元的提成。这样的待遇对于像侯勇这样的应届毕业生来说算是很好了。侯勇感觉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这是一家总办事处在北京的留学中介机构。侯勇和另外四个应届毕业生被老板黄亮从应征的几十个人中选入公司，在办事处韩国留学部进行韩语培训班的招生工作。侯勇刚进去那会儿，公司在长沙的办事处还在装修，也急需人手。刚毕业的侯勇干起事儿来风风火火，也挺认真卖力的。工作了一个多星期后，韩语部负责人李老师就决定带着他一块儿去湖南永州祁阳招生。
祁阳是一个小县城，李老师带着侯勇和三四十万公款雄心勃勃地展开了祁阳地区的韩语培训招生工作。到祁阳的第二天晚上，他俩和当地几家学校的校长吃完晚饭回到住处，李老师把侯勇叫到了他的房间，让侯勇拿着公款，第二天去找个银行把钱存了。
侯勇瞅了瞅钱，又瞅了瞅李老师笑眯眯的眼神，怎么也不敢伸手去接。“那穷乡僻壤的地方，他要我拿那么多钱去存，自己干嘛不去?万一是他自己想吞了那笔钱，所以一边派我去银行存钱，一边另外找些人来抢，我怎么办?”侯勇一脸的一本正经，“而且那老师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是在外面混的。”
等出差回来之后，侯勇便以朋友帮他找了更好的工作为由辞职不干了。
在侯勇上班的两个星期内，韩语培训班一个学生都没有招到。“大学生还是太缺经验了。”老板黄亮说。
侯勇的这份只干了不到两周的工作，挣到了900元。揣着这900元钱，侯勇终于有了去深圳的路费。他的父亲在深圳，他也早就想着去那开一个暑期网球训练班。可是，这次为期两周的上班，却让他错过了暑假办班的最佳时机，侯勇只得再次留在长沙。
创业
此时，钱文已经报上了考研班，平时在医院实习，几乎很少出来跟着他们一起混日子了;顾宁也开始了朝九晚五的广告人生活，自然也不可能每天都跟他们在路边摊侃到半夜;刘畅虽然还没上班，但是也得帮着家里看店……
闷热的夏夜，工作仍无任何眉目的侯勇躺在床上，窗外虫子的吵闹声总是让他感到莫名的烦躁。挨个的给以前的同学、朋友打电话，成了他此时排解心中的抑郁的唯一途径。
让侯勇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在这时有了转机;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初中同学方启会成为他初次创业的合伙人。
方启初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书，每天在家混日子。为此，方启家里人没少操心，就想要他找个正经活儿干。
“那天晚上打电话跟方启聊天，我无意中跟他提了下经营餐馆的想法，没想到他听了之后立马来了劲儿!快餐店也就这么被我们俩一人一句的给弄出来了!至于客户群体，当时我们就决定锁定写字楼里的白领一族。”
侯勇和方启认为，这一消费群体“相对稳定，对饭菜的味道也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便捷、快速、卖相好，就会买你的账。”
方家对于方启和侯勇开快餐店的事，从金钱到精神都给予全力支持。而与此相反的是，侯勇的母亲自从听儿子说了这个想法之后就强烈反对。
8月的长沙是名副其实的火炉，为了快餐店，侯勇顶着太阳跑遍了大半个长沙城也没说半个“热”字。半个月下来，店总算是开张了。算上三个月的店面钱、去人才市场请大师傅的工资和一些基本器具的购置等等，侯勇和方启一共投了8000元。其中的3000元，是侯勇以找熟人弄工作为由从姑姑那儿借来的，另外5000元全是方启出的。
快餐店位于长沙的CBD区域，他们打算完全以“电话订餐”的方式经营。刚开始的时候，加上发名片和送餐，侯勇每天都要在对面的写字楼跑十来趟，订餐数量也眼看着从第一天的19份到第二天的20份，然后40、60……第一个星期他们的店就因为订餐人数过多忙不过来而中途停业，他俩赶紧跑去请了个送餐员。
但是，快餐店由于“做得不好吃”很快就失去了客户。
9月中旬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侯勇带着笔者去参观了他已经关门的快餐店。
打开厨房门，里面的冰箱还在“嗡嗡”的运转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这里往日的热闹和忙碌。侯勇习惯性地拉开冰箱门看了看，里面还放着一捆没用完的韭菜和一碗已经盖着一层白色猪油的土豆烧肉;冰箱旁边的操作台上，摆着猛火炉和炒锅;装着味精、盐、酱油等各种调料的瓶瓶罐罐在炉子左边一字排开。
配菜间在厨房对面，门后挂着一件黑色T恤，是他们的工作服，正面印着店名———“E食速递”，背面印着订餐电话。门边矮桌的抽屉里，还剩下一叠没发完的名片。
侯勇说，他曾经认真地想着把他们的这家店做成全国连锁的大招牌，但完全没有料到只有短短一个月就关闭了。
他一遍遍的环顾着这一切，叨唠着下次一定要找个当街的门面，这样周六周日也可以不用闲着，不用完全靠打电话订餐，可以多赚些钱;下次一定请个好点的大师傅，做的菜一定要好吃，因为东西不好吃是他们倒闭的直接原因……失业
失业
店铺关门了，侯勇又失业了。
但还有一堆事等着他去擦屁股。首先是欠姑姑的3000元钱。这让侯勇几夜都没睡好觉。姑姑约他9月16日晚上去谈钱的事，侯勇知道如果次日他还拿不出钱，姑姑就会打电话给他的爸妈了。
侯勇坐在家门口的路边，半个小时过去，脚边的烟头散落了一地。3000元，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时钟指向晚上8点时，侯勇站起来拍了拍牛仔裤上的灰，准备动身往姑姑家去了。但是，一直到出发，侯勇也没有想好要如何面对姑姑的质问。
善后工作的另一重要项目则是转让店面，而这也关系到能否早日凑够欠姑姑的那3000元钱。17日上午，侯勇叫来方启，一块儿把店里的冰箱、液化气罐和所有的瓶瓶罐罐一股脑全部卖给了门口的大爷大妈，一共360块钱。卖完东西，侯勇又找了支记号笔，在装排烟管的窗户上写上了“门面转让”四个字和他的电话。
“门面转出去之后，大概一共能有1000元钱出来。”
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大师傅和送餐员的工资还没有结。
中午的时候，侯勇接到远在深圳的父亲的电话，姑姑已经打电话说了3000元钱的事。
可是侯勇的爸爸除了打个电话教训儿子几句也拿不出钱来，因为父亲的钱都被侯勇的继母管着。
最后，还有一件让侯勇操心的事：欠钱的事绝不能让母亲知道。从他大三暑假跟同学一起在家门口摆路边摊，侯母就一直强烈反对。
她认为，干这些只能丢家里的面子，绝对不会有出息。因此，开店的钱侯勇没敢开口跟母亲要，一直对她宣称是父亲给的。
侯勇的脑子现在一团乱麻：眼见自己亲手经营起来的店里的东西被一件件地贱卖掉，让他心疼;不知如何还清姑姑的3000元钱，让他头疼。另外，他跟母亲也在一个星期前因为工作的事闹翻了，为此他一直都在哥们儿家里寄居着。
“不管怎么说，我创业了，这就比那些靠父母关系去找工作的同学有魄力。”侯勇说。
就在国庆前，侯勇的母亲终于找熟人给他在长沙的一个卷烟厂联系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每月1000元工资。
“事到如今，只有先上着了。等攒够钱，把借姑姑的3000元还了再说吧。”侯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