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峰2001年从湖南郴州考进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2005年夏天毕业。如今，这个回过家、又去过南方淘金的人在一年后重回到北京，跟新一轮的毕业生一起找工作。
7年前，为了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增加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校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 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3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
当初那些因为“扩招”受益的学子，现如今，却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甚至是失业的尴尬。
某日，深圳
当年毕业3个月后，曹峰南下深圳。
2005年10月的一天，深圳没有招聘会，曹峰醒了很久不愿起床，临近中午，怀揣50元钱出了门。在小饭馆点了盘回锅肉，吃完要了包烟，在街上盲目溜达。溜达到布吉海关人行道，低头看见沾满灰尘的皮鞋微微皱了皱眉——找工作就该有个干净的样子。于是在路边一个擦鞋摊坐下，摊主是个比她年长几岁的女人，低着头把皮鞋擦得蹭亮，曹峰感觉好极了，大大方方递给她两元钱，一半是小费——这还是他第一回给别人小费，那女人收下钱后看着他摇晃着离开。看得曹峰不好意思地“嘿嘿”两声，心想自己其实还不如这个靠给人擦鞋谋生的女子。转念想到自己昨天的行动，忍不住笑了。
昨天人才市场有场小型招聘会，曹峰兴致勃勃地赶到，人特别多，跟新闻有关的招聘单位却寥寥无几，简历几乎投不出去。高校扩招前，全国开设新闻专业的院校约有300多家，扩招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而每年此专业一两万的毕业生也是扩招前的10倍多。别说新闻单位招聘少，即便有足够的招聘单位，竞争也是惨烈的。
曹峰想了想后横下心来，带上一摞简历独自闯进深圳新闻大厦，富丽气派的新闻大厦楼下，保安拦住了他。不甘心的他随即乘车前往特区报业大楼，一看乐傻了：《深圳特区报》、《晶报》、《解放军报》、《中华新闻报》、《南方都市报》、新华网……有那么多单位在这里呢。曹峰深吸几口气，闷头一家一家办公室地走进去，满脸堆笑地递上简历，满怀期待地毛遂自荐——“您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请问你们这里需要记者编辑吗?”对方客气一点的，说声“对不起，我们这里不缺人”、“哟，北京来的，可惜不招应届生了”;不客气的，头也不抬地说“没见我正忙吗”、“你还是走吧”……
曹峰极度失望地走出报业大楼。大楼保安过来查身份证，欲发作的他见后面跟来三四个，只好忍了。天忽然哗啦啦地下起雨来，风吹得街上的树枝时而交叉，时而分开，曹峰一个人走在深南大道上找站台，心里甚是苦凉。
南征北战找工作
毕业前夕，新闻专业的曹峰曾在北京《现代文明画报》社实习，还没等到毕业就不再去了，因为他相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毕业了，当同学们踌躇满志地奔赴工作岗位时，曹峰和一个老乡蜗居在北四环一处平房里“规划”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经过两天的考虑，决定回家开个数码店，不料第3天就被叔叔浇了一盆冷水，只好放弃。
不久后，叔叔把曹峰叫回老家，为他在郴州电视台谋得一份工作。但此前在电视台实习过的曹峰实在不愿再在老家过那种天天打牌的“颓废”生活，他南下去了广州。
初来乍到，他很快适应了南方温暖的气候，为了能先“舒适地过段日子”，他拒绝了一份很快到手的底薪2500元的采编工作——在一家名为博雅堂的文化传媒公司做关于义工的刊物。等他过腻了悠哉的退休教师般的日子再去找工作时，发现已再没有待遇那么好的工作了。
曹峰随即转战深圳，经历了找工作不得志的日子。他一步三叹地走过3个月，当“无法忍受现实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时候，就选择离开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怀揣着逐渐减少的金钱、信心、尊严和梦想逐水草而居”。然而无论身在何处，曹峰都“既无特殊幸福也无特殊痛苦，既无真正忧虑也无彻底绝望”地过着。
再度失业
之后，曹峰杀回北京。由于正赶上扩招第三年的学生毕业，“更有利于实现梦想”的北京并未给他找工作带来一丝转机。
2005年冬天，曹峰索性窝在清河的租屋里耗着，颠倒昼夜游离于现实之外麻木地寻找所谓的“诗意的生活”。这根本无法摆脱他的内疚与困顿——家人还一直以为他在北京当官呢。那段时间他天天去附近的书店看哲学书，天天日记，写了二三十万内心挣扎的文字：“我知道我们是穷人，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奋斗去改善生活，而不仅仅是晒太阳就能得到简单的快乐。社会现实是残酷的，北京留给我们这些没有关系没有根基的毛头小子的机会并不多。我们是那样的热爱美好的生活，却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
曹峰甚至开始推翻自己过去的观点，不得不承认人际关系网络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最理想的途径了。“分配”——这个上世纪90年代前大学生最熟悉不过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对于曹峰，对于整个21世纪的大学生来说，都已成为遥不可及的镜花水月。但他不断给自己鼓气：“是时候挺身而出了，回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不该再蜷缩着采集梦幻，不应学蚯蚓躲在昏暗的泥土里，应当像犀牛踩在坚实的大地上。”
春节回家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曹峰又豪情满怀地回到了北京，这时的他上QQ喜欢隐身了，想亲人不敢打电话了，工作没定下来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还是后来找到一份不错的物流行业的杂志后才开始恢复与朋友间的联系。但就在朋友们为他总算踏实下来暗自欣慰时，他又把工作辞了。
缘由如下：曹峰通过关系找到国内一家物流公司总裁的联系方式，约他采访，想通过这位总裁了解一下国际同行—— 家乐福和沃尔玛的一些情况。原本这位总裁听说要采访非常热情，还主动来到杂志社，结果一听是采访别人的事情态度就一百八十度转变，一副不可一世无可奉告的样子。这让曹峰遭受到采访失败的挫折。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整个物流行业有二十多家杂志，家家都习惯了有偿新闻报道，这几乎已经是一条潜规则了，对此他感到失望。“虽然成功的采访让我特别有成就感，但还是觉得激情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兴趣作为支撑的话是不会长久的。”
被朋友逼急了，他就声称自己因为对物流行业兴趣不大而辞了这份工作。
严峻的就业形势
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每况愈下。曹峰所在的年级，两个新闻班100多名毕业生中，考上或保送读研的有 20多人，另有二三十人继续复习考研，参加工作的同学中有10多个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就职，10多个幸运儿到了比较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上班，剩下的多在不太稳定的纸面媒体或网站或广告公司上班。像曹峰一样长久以来没有固定工作的，班上还有另外一个男同学，不久前“屈从爸妈的意见回家谋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曹峰一不留神，便随着去年“滞留”的75万名大学生待业青年与今年新毕业的413万大学生共同参与竞争。调查显示，截至5月底，在接受调查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 5.02%，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其中，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就连“村官”这个在去年还少有人问津的陌生事物在今年俨然成为广大本科毕业生的“香饽饽”。
今年上半年，回到北京的曹峰一直借住在大学里低他一届的男生宿舍里。在这个六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环境中，有种情绪笼罩着曹峰和师弟们：当大家都处于失业状态时，情绪还都平稳;在他找到工作后就开始看不惯师弟们庸懒的状态了，仿佛工作着就有一种优越感，没工作的人是可耻的;看到他工作，嫉妒的情绪也让师弟们着急地找工作，他一辞职，师弟们就又懒得投简历了。“这就是人在群体中的从众心理吧。如果看到身边还有好多同样境遇的人，虽然也会互相鼓励去好好找工作，有时也互相‘怂恿’破罐子破摔，回家隐居得了，这种相互影响着往下拖的副作用还不小。”
在今年的毕业生调查中，大学生仍然“重东部，轻西部”、“重大城市，轻中小城市和农村”。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大学生竞争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岗位，这种现象在大城市已屡见不鲜，上海、北京和广州仍然成为今年应届毕业生最愿意工作的地区。
如今，像曹峰一样毕业了还赖在母校附近的漂泊一族、本科毕业在城市就不了业转而考研的“拼搏”一族、以低工资甚至零工资实现城市就业的“奉献”一族、“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的“舍得”一族……无一幸免地被称为“城市依赖症”患者。
不想失去自己
“工作的时候我非常努力，也很珍惜，但当我冷静下来一想，觉得工作的时候反倒离我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远，使我更加茫然，没有目标。我知道自己需要找一份工作，但工作了又失去了我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曹峰双眼凝望远方，眼神却飘忽不定。
曹峰因此经常怀念读大学前在小地方的生活，精神方面虽然单调，但也充实，有种无知者无畏的感觉。假如当年曹峰没到北京来读大学，很可能就像他们家乡世世代代的人一样生存，当农民也罢，外出打工也罢，也会奋力拼搏，但肯定跟现在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到北京学习，眼界打开了，精神容量大了，很难满足了，反倒觉得越来越空虚。”
尽管现状不太让人满意，在谈到未来时，曹峰还是坚信自己在30岁时能有所作为，因为他没有完全放纵自己，他还是在不断学习，而且比很多上班的人看更多的书。
“原来大家更相信一点，觉得地上的每一点亮光都是那个梦想照下来的，都仰着脖子去接光，脖子晒热了，就觉得温暖;晒黑了，就觉得健康;烫皮儿了，梦更近了;起泡了，已经在梦里了，痛并快乐着……”电影《梦想照进现实》中这段台词很暗合曹峰现在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