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是西安一所小学的学生，对书本和学校的认识，是从那所学校最初的几间房子开始的，在此之前，关于书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我都知之甚少。事实上，母亲送我上学，更多是因为在学校里，我不大可能跑到城墙、城河或者大街上去，在母亲看来，那些地方极有可能发生危险。母亲整日在工厂做工，父亲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用当时的话说叫：下放。我在紧靠城墙的一条街上长到入学的年龄，学校在那种情况下成了我的一个去处。学不学，学些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我寄托在那里。
学校教师中的男性，最多时共有两名。一名男教师在另一名男教师刚迈进学校大门的同时，离开了学校，侧身上路了。
年轻的女教师被分配教音乐课，语文和算术留给年纪稍长些的，学校的长者是校长和教导主任，课程还有学工、学农、学军和唯一一名男教师带的每周一两次的体育课。
那位男教师姓庞。我与同学在课堂上都叫他：“庞老师。”
下课后，在厕所或者在城墙的野草里，我们还叫过他别的什么。后来终于有一天，我们知道了他印在报纸上的名字叫鲁迁。上中学时，我在一本书里看到鲁迅是周树人。
通常男教师决定着学校的一切。倘若一位男教师只是站在全校学生面前，就已经使他的学生感到惧怕的话，那么学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