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会做这样一类的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一个字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像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几次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来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了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上物理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好像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尽量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去她们的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的相遇里，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最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和平时分，我是最后还没有揭晓的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蓉，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一霎间，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在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学期，数学要补考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只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下来，说要复习，就在黑板上写了四道题让全班演算。我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子上把数字乱搬一气，心里却惦记着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道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的四道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心。
数学补考定在下午第一堂课，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七个人，忽然之间成了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了。
三十几个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干脆把四道题的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道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题，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始终留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段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她们一样关切和一样怜爱的眼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场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课也没有。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我并不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的，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我现在无论怎么向人家解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着说：
“哪里!你太客气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起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