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家荡产也要救你

  正在给病人取血样时,科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我的手一抖,血浆洒了。来不及给愠怒的病人道歉,同事已经侧身叫我了:“刘樱,找你的!”

  是放射科的同事。“小刘,片子出来了,他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哥。”他跟着问:“亲哥?”我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想了想,“嗯”了一声,电话那端一下子就沉默了。而我的心,就在这样的沉默中一点点坠了下去。

  等不及了,我“咔嚓”挂掉电话就往放射科跑。取了片子跑到呼吸内科,顾不得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我推开门,急得几乎把胶片戳到了医生的眼皮上说:“我是检验科的刘樱,麻烦您快帮我看看!”

  只是过了十来分钟,我的世界就天翻地覆了。我一口气冲下楼,在医院的一棵槐树下站了很久很久。然后我拿出手机,拨了他的号码。“嘟”了很长时间他才接听,我问他在哪里,他说:“我给你把笔记本电脑买啦,正在回家的路上。超薄的,保准你喜欢。”

  我咬住嘴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哥现在开着车呢,有啥事咱回家了再说啊,好不好?”我昂头逼回眼泪,说:“好。”他笑了:“这才是乖妹妹。下班早点回家,今天是你生日,咱们要开开心心地过啊。”

  我闭上眼睛,靠着树缓缓地滑了下来,泪水慢慢爬了满脸。我没有告诉他,他患上的是肺癌,医生说已经到中晚期了,治愈的几率只有30%……

  他不是我的亲哥。妈妈婚后一直不育,是爸爸在一次赶集时捡回了尚在襁褓中的他。

  尽管有了他,妈妈还是坚持不懈地寻医问诊。他四岁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此他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五岁的他就开始做家务。他那么小,洗碗碰掉瓷,扫地扫不干净,倒尿盆把尿撒在鞋上……每一件事都会让爸爸妈妈大动肝火。我从不知道一个人的耳朵可以被拉得那么长,像捏橡皮泥一样。天长日久,他的耳垂比常人的大和长,谁见了都说,这孩子生得多福气。

  他生病了是从来没有药吃的,发烧几天几夜也得靠自己退下来;割猪草时划破了手,随手抓把干灰往伤口一摁,血就止住了;馊了的饭菜给他吞下,他拉两次肚子就又活蹦乱跳了。有一次他咳嗽很长时间都没好,嗓子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想起我咳嗽时妈妈喂我喝过一种药,那药装在一个褐色的小瓶子里。趁爸爸妈妈下地干活去了,他到处找啊找,终于找到了那个瓶子。只喝了两口他就倒在了地上,捂着肚子打滚。因为瓶子差不多,他把打棉花用的农药“助壮素”当止咳糖浆喝了。爸爸妈妈不但没有送他上医院,还将他一顿臭骂,骂他偷东西。还是邻居的奶奶舀了盆肥皂水给他猛灌,他喝了吐,吐了喝,吐得奄奄一息,最后竟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在爸爸妈妈面前,他是不敢大声说话的,更不敢和我逗闹。但只要爸爸妈妈一不在家,他就很快乐地追着我嚷:“妹,叫我哥,叫我哥。”

  一直到他九岁,爸爸妈妈才迫于闲言碎语让他和我一起上了学。村里的小学,一年其实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我始终没有叫过他哥,总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直呼他的名字。小学毕业的前一天,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他突然转过头神秘兮兮地问我:“有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你能告诉我不?”

  他刷刷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歌”字。我嘴一撇,不屑地说:“你真笨,歌呗。”他说:“啥?你再说一遍?”“歌!”我又大声重复了一下。他还是问:“啥?念啥?”我恼了,连声大喊:“歌!歌!歌!这下听清楚没有?”他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说:“听清楚啦,嘻嘻,你这不是叫我哥了吗!”我不依了,“你狡猾,此歌非彼哥,一个有欠一个没欠呢!”他耍赖,“管他什么欠不欠,欠不欠你不都是叫哥吗?”




  他乐得手舞足蹈,胳膊和腿都在空中划摆。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那么开心。我突然发现,他已经15岁了,手臂和腿怎么还那么细呢?他怎么那么瘦呢?他的手上,怎么有那么多新旧交替的伤痕呢?我年少纯真的心,像被蚂蚁咬了一口,轻轻地疼痛了一下。

  就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叫他哥了。虽然爸爸妈妈多年来的言传身教已让我和他们一样,始终把他当作外人,无法亲近。

  我去镇上住读初中的时候,他辍了学。爸爸妈妈说,能供他读到小学毕业,就算是对得起他了,他该给咱们家挣钱了。

  仗着个子高,他向人谎报18岁,到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小砖瓦厂上班。砖瓦厂灰尘漫天,呛得鼻子喉咙全是灰,一天活干下来总要先清清嗓子才能发出声音。爸爸妈妈对他说:“我们挣的钱是要给樱樱存着将来上大学的,你挣的钱就负责樱樱的生活费。”他听了,连连点头:“应该的,应该的。”除掉生活费,他把每月的工资都如数上交,可爸爸妈妈还在挖空心思从他身上抠。他们甚至承认我是他的妹妹了,常常对他说:“你妹妹的鞋又小了呢,你妹妹又要买学习资料了呢。”“你妹妹”这三个字,成了爸爸妈妈找他要钱的杀手锏,屡试不爽。于是他只能从牙缝里一省再省,到最后把早餐都省掉了。

  这样的日子,从我初中起,便日复一日流转到我高中毕业。六年的时间,他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只是仍然面黄肌瘦。长年累月的灰尘侵袭,他的支气管越来越不好,经常咳嗽,像个老头。他去学校找我,同学们都开玩笑:“你哥是从饥荒年代穿越时空而来的吧?”我过意不去了,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对他也太狠心了,他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啊!”

  他得知这句话,竟然感动得一塌糊涂。他说:“妹,你千万别怪爸妈,要不是爸妈捡回我,我这条命早没了,那我哪来的家,又哪来这么好的妹妹呢!”

  我到外地上大学,他向爸爸妈妈请求随我一起去打工,也好照顾我。大城市里消费水平高,像他这样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仍然只能做最下层的体力劳动,收入十分微薄,供我读大学,比在小城要吃力得多。

  爸爸妈妈却根本不给他留退路。他们说:“我们摸田打土块能填饱自己肚子就不错了,你妹妹开学就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你要负担不起她,那她只有卷铺盖回家种田。还有,你妹妹一没背景、二没后台,你还得想办法给她存点钱,她将来找工作时好打通关系,进好点的单位。”

  他愁得吃不下饭,每天四处找工作。自身条件那么差还要求高工资,他遭了不少的白眼甚至辱骂。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一份好活儿了。问他什么活,他笑着说:“保密,反正你哥没偷没抢,挣的钱你放心用就是了。”

  他每半月就会给我送一次钱,但他从来不让我去看他。他说他干活的地方都是些粗鲁爷们儿,会吓到我的。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再过问了。他确实挺有本事的,给我的生活费越来越宽裕,我甚至有了余钱买漂亮的衣服和口红。

  一晃就到了大三。有一天我的钱包被小偷偷了,一时身无分文。回想起他无意中说过他租住的地方,便一路打听着找了过去。他不在,和他同住的工友说,我带你去找他。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工友把我带到了殡仪馆的烟囱下。刚一走近就有一阵刺骨的寒气袭来,让我浑身直打冷战。工友手一指:“呶,他在上头忙活呢。”

  那个烟囱足有150米高,直冲云霄,他穿着红色的工作服,像一只血色的鸽子在空中飞舞。看我极度惊讶的样子,工友说:“你不知道你哥是干这个?这叫烟囱清洗工,也就是给火化炉除尘。这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很少有人愿意做,所以工资高。”工友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接着说:“干这行要忍受让人恶心的尸臭味儿,还多少会呛进一些骨灰残粉,肺部容易受污染。我们隔三岔五都去医院打点滴消炎,你哥却从来都舍不得,总说他妹妹差钱用。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身上这一套衣服,少说也可以给你哥打几天消炎针了吧?”




  六月正午的天气,我的脸和地面一样炙热,热得快要把我烤化。我仰脸望着他,泪水不断地流出来。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终于疲惫不堪地下来了,一张脸黝黑发亮。看到我,他大吃一惊,责怪他的工友不该带我来。我哭着一把抱住了他:“哥,我欠你的太多了,我们家欠你的太多了……”

  他显然不习惯我的拥抱,红了脸,笨嘴笨舌地劝我。他越劝,我越是哭得止不住。他急了,语无伦次地说:“你还记得那年那个字吗?别忘了你是叫我哥啊,既然是哥哥妹妹,又哪有什么欠不欠的?”

  我以辍学为由,威胁爸爸妈妈不许再要他的钱,他到了婚嫁年龄,该有份体面的工作,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了。在我的逼迫下,他回到家乡学了汽驾,然后和别人合买了一辆二手出租车。

  他为花掉给我存的钱买车而愧疚,没日没夜地出车,想快点挣回来。我拿他没办法,只是盼着快快毕业,等我工作了他就省心了,我们就都可以过上幸福轻松的日子了。

  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市里最好的医院。他的气色却越来越不好,咳嗽越来越严重,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凭着医务人员的直觉,我有种不敢往坏处深想的担心。可他死活不肯和我去医院做检查,一直和我拧到我生日这天……

  路过的人纷纷向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却像个疯子一样坐在树下旁若无人地大哭。我怎么能够自制呢?他这一生,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苦难中挣扎,都在为我和这个家透支他的生命啊。在他心里,他觉得他是我哥,他就欠我的,为我付出都是应该的。我突然明白,他其实对自己的病早有知晓,不然不会拖到我生日这一天才来检查,并且用尽手中所有积蓄给我买笔记本电脑,嘱咐我这一天一定要开开心心地过。

  泪水流尽后是冷静。我站了起来,我要快快回家告诉他:“哥,我要治好你的病,哪怕倾家荡产。不为别的,就为你是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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