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的一天，当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不经意地看到一则中国将同南非建交的消息。当时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个印象中穷得满地白骨的地方会跟我有关系。当老爸终于和远在南非的表哥取得联系后，已经是1998年的春天了。那个叫宇航的表哥告诉我们，他和一个挺有钱也挺能干的上海女人在约翰内斯堡开有一家工厂，刚好他们雇用的白人会计走了，我这个学会计专业的大学生正好派上用场。他4月里要回国内一次，因为他已经拿到了南非的绿卡，按当地的规定，可以在一年内给有建交关系的国家发出两封邀请函，也就足说他再回南非时，便可以帮两个中因人办理签证。
签证办得很顺利。到了1998年11月初，表哥先动身后，我也很快买了机票。从香港顺利转机，便独自一人飞往那个陌生的国度了。
坐在飞机上，我开始神思恍惚地想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原和闪闪发光的天然钻石，高速公路上一辆辆的跑车和那些牙齿像贝珠一样的黑人。当然，我最希望，也最渴望得到的足一个浪漫的异国情缘。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疯狂地喜欢香港歌星黎明，这种以明星为起点的恋爱太高，以至于我的大学生活与爱情丝毫都不沾边。虽然大学时也有男生说过喜欢我，可是我始终觉得自己的爱情不会在这个养育了我的国度中出现，我时刻都期待着那个奇迹能够早早来临。那一刻，我在云端中发誓，今生如果不能在南非找到爱情，我就永远也不回家了！
华人区的富家公子们
到了南非后，我住在了离闹市区很远的华人区里。在南非，人们的居住自然而然地按照等级分为了三个区。最高级的自然是白人区，最脏最乱的足黑人区，居中的就是黄皮肤的华人区了。
在表哥介绍的台湾人开办的工厂中工作了两个月后我逐渐习惯了这儿的生活。惟一让我难受的是这里没有四川人嗜之如命的辣椒。南非人都嗜好甜食，超市里的货架上满满的都是果酱、巧克力和各种各样的甜品，不甜的可能只有牛肉干了。假日里我一个人往往在超市里逛上一天，也找不到一丁点带辣味的东西。我给妈写了封信，希望她可怜可怜我，给我寄些豆瓣辣椒油什么的，我没想到妈竟然认了真，接到信后的第二天便匆匆给我打了电话，说她求了邮局半天，人家都不给她寄。我听了笑了个半死。这件事后来不知怎么被我的台湾老板知道了，假日里死活要清我到市内最豪华的川菜馆去。和老板在餐馆坐定，我惊奇地发现这家川莱馆竟然卖牛肉拉面，不禁兴奋地告诉侍应生我要很多辣椒，他很宽厚地笑了。然后竟然用地道的重庆话告诉我，在南非，是没有辣椒出售的。我—听到乡音，一把就拉住了这个得来不易的老乡，用四川话很足激动地谈开来。餐馆里很多顾客都很感兴趣地望着我们。我实在足太激动了，也没注意到身边多了一个年轻人。
后来我的老板给我介绍年轻人叫“林家豪”时，我反而被吓了一跳。到南非不到两个星期时，我就听到无数人在我耳边提起过这个名字。他的父亲是香港金融界的巨富，东南亚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他投资的房产。而我面前这个衣着时髦只有19岁的高大青年，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同时拥有7间厂房和5个大型超市，资产少说也有几十亿。“你很有个性，我很喜欢你。一起出去玩怎么样?”富家公子说话相当直率和坦白。我为难地看着我的老板，他却看也不看我，借口有事先走了。我看看眼前一脸傲慢的人，给自己打气说：“不要给四川人丢脸，我单枪匹马，飞越万里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谋生，什么苦都吃过，还怕你这么个少爷吗?”
林家豪炫耀般地带我到处兜风，在市中心扔下他的林肯大白鲨后，又很是威风地带我上了一辆法拉利，并且不停地问我内地是不是有很多漂亮女孩，普通人是不是每天只能骑自行车。我告诉她我只能算四川最丑的女孩，因为我们那儿漂亮女孩太多了，所以只好到南非来。至于骑自行车，那当然是重视环保的举动。我拍了拍他车内的真皮靠背，告诉他在国内人们都很重视环保，城市就是花园。他很委屈地败下阵来，又换了一个话题问我。这次谈的是我的薪金问题。我很骄傲地说自己一个月是5000美元。他终于充满优越感地大笑起来。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10万美元有时也不够呢!”我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我可是靠自己勤劳致富的。”他的涵养到此为止，他用粤语很粗暴地骂了句脏话后，在路旁停下车来。“你是从内地来的魔鬼!”在我下车后，他改用英语很是无奈地大骂了一句。
一个星期后，我和同租一栋公寓的上海女孩露露在聊天时偶然谈及到感情问题。那时她正和一个荷兰人谈朋友，突然心血来潮地要为我介绍一个北欧人。我说我对老外不感兴趣，她说其实他是个华裔。于是，我又认识了一个叫余翰洋的北欧混血男孩。
余翰洋是个有着中国人外貌，北欧人体格的高大男孩，27岁了竟还难能可贵地拥有小男孩般可爱的笑容。认识他后，每当我去购物，他总是自告奋勇地帮我拎东西。他也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可以陪我逛一整天的商场都不说累。他家里同时经营着钻石开发及旅游等几个热门的行业。节假日里我们常开了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辆老爷车到郊区旅游。南非是个崇尚自然的国家，汽车开过的公路旁，往往会有长颈鹿和斑马在悠闲地散步。我们开着车，一路向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打招呼，我逐渐喜欢上这个单纯可爱的大男孩。本来我以为我的爱情会就此萌芽，谁知道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不仅仅是外表给人不成熟的感觉，思想及观念也远远达不到成熟的高度。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位中国朋友，那位朋友是江苏人，到南非已经7年多了。我们去时他谈起了他在国内的结发妻子。他到南非后，起初几年一直都在努力地为妻子申请，那时南非还没有同中国建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可是让他始终不明白的是他如此努力地为了夫妻团聚而奋斗着，却等来了妻子给他寄来的一份离婚协议书。我含着泪听他讲述这段往事，余翰洋却不以为然地四处张望着。在南非，别人讲话时有这种态度是很不礼貌的。我看到朋友脸上有些不高兴的表情，赶快把他拉了出去。后来我问他听到这个故事后有什么感想，他竟大大咧咧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内地女人都是很差劲的，完了更好嘛，他可以有许多选择了。”他这句话让我完完全全地对他丧失了信心。走到大街上，我跟他提出了分手。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很久，反复说他虽然看不起国内来的人，可是我却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很喜欢我。我问他怎样个不一样，他愣住了，—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最后看了他一眼，说了声再见，在热闹的街道上转过身，义无反顾地走了。当我的同事们都开始进入热恋阶段，我却仍然是孑然一身。如果说当初到南非时还有许多对这个国家的新
鲜感阻止了我不去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当一切的新鲜感消失后，我终于尝到了异乡孤独的滋味。后来我也认识了不少人，也有些男孩子来向我表白。可是我受不了他们一说起中国，尤其说起大陆时的不屑和轻蔑。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虽然还说不上富裕，可是我爱她，这种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我队为，一个对我的祖国持轻蔑态度的人。那他也很有可能看不起我，我宁愿在南非孤独到老。
千里姻缘一书牵
我原本以为自己这么倔强下去，可能真的会孤独到老了。谁知后来遇到了伟鸿……
有一段时间，老板看我做账相当轻松，便骗了我到仓库里去做兼职贷管员。我心里虽然一直在暗暗地骂他是资本家，却不得不服从命令。他却没料到，有了这个机会，我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1999年4月的一天，我在仓库里无精打采地看着一本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老板半小时前来打招呼说，伟诚货运公司10点钟要运一批货来，再三嘱咐我说，这次是他们家大公子亲自出马，要礼貌一点。
在我正想像这个大公子一听到我是 从国内来的脸上是那种常见的不屑时，有人用很地道的官方英语在后面招呼了我一声。我很不习惯在华人区听到这种严肃的官方语言，想到肯定是个装模作样的家伙，便索性不去理他。他又在后面叫了一声，这次更糟糕，他竟用了另一种官方语言——带有浓厚荷兰口音的德语。我将书翻过一页，正看到虚竹被天山童姥带到西夏与公主幽会，那个人又在后面说起了当地黑人的土语。我的天，看来如果不去理他的话，他会把他所会的话都讲出来的。
我在昏黑的仓库中向他走过去，当看清我是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时，他惊呼起来。我看了看眼前的同胞，个子一般，长相一般，衣着一般，肯定不是什么大公子。我还没说话，他却先质问起我来了：“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我瞪了他一眼，用国语说：“对不起先生，我是一个大陆妹。听不懂英语的。”我说了一大堆，他却傻傻地望着我，老天，不会是一个不懂汉语的中国人吧？
我一下子就看不起他了，不懂汉语能算足一个中国人吗?他看见我手中的书，示意我拿给他看，一看到书名。他用英语很高兴地叫了起来：“金庸小说，而且是内地出版的，真好！”我一瞬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话，竟然会有人对内地出版的一本书感兴趣？！
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他确实不会讲汉语，因为从他生下来他耳边听到的就只是英语和粤语。“能把这本书借我看看吗?”我看了他一眼，他以为我是不相信他会将书还回来，马上掏出名片来递给我。当看到伟诚公司李伟鸿几个字时，我张大了嘴，呆在了原地。
就这样，通过一本《天龙八部》，我认识了这个我所接触的富家子弟中惟一不对中国人歧视的人。熟悉之后，他便常常开了车来接我出去玩，难得的是还经常主动要我教他学说汉语。他是两午前和父母、弟弟到南非来的。我们一起开车去接过他弟弟放学，那是一个典型的在西方制度和文化下长大的孩子，他不仅不会说汉语，连汉字也只是能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的名字。
在我和伟鸿感情日益成熟的时候，终于到了见他母亲的那—天了。头一天晚上，因为想到中国千年难解的婆媳难题，我一夜都没有睡好。早晨起床时在镜子前看到自己的眼圈像熊猫一样黑，脸也憔悴得快挤出皱纹来，突然就有想逃跑的感觉。伟鸿在楼下把汽车喇叭按得山响，我只好无奈地上车，又无奈地到了那个前后都有一大片花园的别墅前。未来的公婆一脸严肃地在门口等着我，我像个灰姑娘一样小心翼翼地迈动着脚步，僵硬地笑着向他们问好。可是任凭我怎么小心，还是在一次午餐桌上出了许多的差错。
以前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工厂，吃饭时话最多的就是我。菜一上桌，我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菜的好坏。最开始我看见伟鸿一个劲儿地对我使眼色，我都没感觉什么，后来我索性丢开了自己的淑女风范，拿着一双筷子左右舞动着给他们讲自己刚剑南非时的一些笑话。伟鸿的母亲再也看不过去了，她放了碗来，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冯小姐，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怎么定自己的家规，不过既然你要嫁给伟鸿，你就得知道我们的家规。在我们李家，吃饭的时候足不能随便讲活的，更不要说一边讲一边舞筷子了。”我一下子愣了，准备了一晚的应付婆婆的话都让泪水给冲得一干二净。
我委屈地冲出了那个装饰豪华的大厅，伟鸿在后面不停地追着。他一把抱住我，努力地让我安静下来，轻声告诉我说，他从上小学起，就一直渴望有一个中国姑娘做妻子。“我等了28年，不想再等下去了。说，我妈咪是个很严格的人，可是你这么聪明，我相信你们会相处得很好的。”我哭着说谁要做你老婆?人却情不自禁地靠在了他肩上。
我原谅了不帮我说话的伟鸿，民原谅了他那个不好相处的妈咪。可是后来，当我遵守了李家的家规后，伟鸿妈咪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她时常拉了我的手跟我聊家常，有时甚至会在和伟鸿爸爸吵架后一个人开了车跑到我住的地方跟我谈心。她还逢人就说她很快就会有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做媳妇了。家和万事兴，我和未来婆婆的关系搞好后，伟鸿更加爱我了，李家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4个月后的一天，在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伟鸿拿了一枚很大的钻戒向我求婚，我又羞又喜；马上打了个电话回家，只说了一句“我要结婚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简直让二老不敢相信。我想起了那个初中时就很欣赏的三毛，想起她和荷西结婚时也足这么简单向家里宣告就算完事，心里不禁窃笑起来。
在海滩举行了一场浪漫婚礼后，1999年10月，我说服了伟鸿和妈咪，回到了我日夜牵挂的故乡。还在飞机上，伟鸿就很紧张地问我，见了我爸应该说些什么，我灵机一动，想对这个深爱的男人开个小小的玩笑，我告诉他，我要教给他一句四川话，“见了我父亲后，你如果要表达出你是他的儿子，你就要说‘爸爸，我是你的瓜娃子(四川方言，即傻瓜)’。”伟鸿频频点头，在飞机上很紧张地反复练习着。
飞机在机场降落后，老远地，我就看到了苍老了许多的双亲。一家人激动地相拥而泣，伟鸿扭捏着走过来了，他在老爸面前很恭敬地鞠了一个躬，开始结结巴巴地说：“爸爸，我……就足你的瓜娃子，我……回来了。”我原本以为老爸会笑的，没想到他的眼圈却红了起来，只重复说着：“回来就好，能记得常回来就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