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歌者

16岁时,在学校踢一场足球比赛,我带球沿边线向对方球门狂奔,一不小心球踢大了(就是脚法有点儿臭),但也没出界。可就在我低头赶到时,场外的一个学生突然起脚,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闭上眼睛,直接被那个足球砸在了眼球上。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眼前一片发黑”。于是,一只左眼,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代价和纪念。

  虽然靠着一只右眼完成了读书、就业、娶媳妇之大业,但每次见到盲人,我都有种“亲切感”。也许心底,尚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恐惧吧,恐惧于这独留的一只眼,还能支撑多少年。

  巧的是,在我的采访和读书经历中,还真有三位盲者给我以启示。

  第一位叫郭红仙,五年前我采访过她。这个普通的农家女子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却在11岁母亲去世后就挑起生活的担子。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苦情故事,那你错了。这个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女子在这尘世中有着颗诗心。

  从童话到散文到诗歌,一段段优美的文字如溪水一样从她心里流淌出来。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她已经发表了几十篇作品。第一次发表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了20块钱稿费,郭红仙一说到这就笑了:“当时我‘晕晕乎乎’,北都找不着了!”我问她稿费用来干什么了,她又笑了:“那当然是买菜了!难道我还找个相框装起来不成?”

  我仍旧记得那天我穿过那个村庄的小街拐来拐去,记得郭红仙干净的家,记得她一首诗的题目——《给我一天光明》。

  第二位叫张娜,她在一家学校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天我看她熟练地上楼,根本不像是眼睛不好的人,她笑笑:我看人只能看个轮廓,这楼梯,我走得太熟了。和郭红仙一样,张娜也有着一颗诗心。在长久的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和写作占据了她大部分内容,也给了她无与伦比的快乐与满足。她的一篇文章去年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她喜欢朗诵,并把自己朗诵的作品贴到博客里……

  第三位叫周云蓬,“九岁失明,学会了弹琴、写诗,云游四方”。他这样看待宿命: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退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于是,周云蓬背一把吉他坐上了他的绿皮火车,他写下“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责备我不开花/不繁茂/即将速朽,没有灵魂……”,他唱着海子的《九月》,也唱着自己写的《中国孩子》。稍有安顿后,他又发起众多歌手制作了童谣专辑《红色推土机》,收入全部用于帮助贫困盲童,为他们购买读书机、乐器、MP3。他这样写道: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感谢生活和阅读,让我在16岁时,那个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刻回到阳光底下。我依然感恩,感恩我能够用右眼看到这些人,读到这些文字。世界于他们而言,是一片黑暗,但他们却坐在黑暗里唱起了歌儿。我想,那歌声就如同那根干净光滑的盲杖,教给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人们,如何在这世界上去寻找道路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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