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富豪们的临终遗言

  企业家一生拥有无尽的话语权,对员工、对股东、对公众,遗嘱是他们最后的声音。虽然赶不上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记录下来的遗嘱,不容背叛。

  善始不如善终,立遗嘱固然是一种幸福,而猝死的企业家也并不亏本。因为,真正的遗嘱是生前的所作所为,文字的遗嘱只是精华版而已。它涉及到财产、权力、子女、葬礼、器官等敏感问题。

  记账的遗嘱

  卡内基早年是个抓钱手,晚年是个散财家,主要的任务就是捐钱,到死也没有捐完。对于剩余的2500万美元,卡内基把其中2000万美元交给卡内基公司,又拿出400万美元用于成员扩大之后的私人养老金项目。其中,前总统塔夫托每年可以领取一万美元,格罗弗·克利夫兰夫人和西奥多·罗斯福夫人各自可以领取5000美元,约翰·莫利可以领取一万美元。

  下层也有眷顾。斯基博地产上的猎场看守人、护林人和佃农,卡内基家中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女管家尼科尔夫人、护士南妮·洛克比以及最年长的仆人玛吉·安德森,也都是这笔馈赠的受惠者。最后的100万美元分赠给各个教育机构,匹兹堡大学、史蒂文斯学院和圣安德鲁斯学会各自获得20万美元。

  考虑极其周全,和葛朗台完全不同。卡内基从小就开始记账,记账使他成为了世界首富。遗嘱是他的最后一本账簿,充满了救世的情怀,他说,他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而1992年去世的山姆·沃尔顿似乎不是替上帝管财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根据他的遗嘱,沃尔顿家族的5位继承人平分了家产,个个都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美国三角出版公司总裁沃尔特休伯特·安嫩伯格过世立嘱捐赠财产后解释说,他的家人已经生活得很好了,而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山姆·沃尔顿生前不是卡内基,死的时候自然也不是。

  惹麻烦的遗嘱

  伊斯曼终身未婚,他说如果他不把遗产留给后代,他们会恨他,如果留给后代,世上就多了几个纨绔子弟。1932年3月14日,伊斯曼邀请了一批朋友到他家,见证他的遗嘱改动。仪式之后,他把朋友们送走,回到书房,关上了房门。

  然后,只听见一声枪响,仆人们发现他倒在血泊中,旁边是一纸自杀留言:“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何必再等待死亡?”那年,他78岁。自杀前,他留下遗嘱,死后他的家归罗切斯特大学校长居住。从19321947年,罗大校长住在这里。可是维持偌大的家,开销实在太大了,伊斯曼可以承受,大学校长却负担不起。到了1947年,校长把这份遗产转让给了州政府。两年后,伊斯曼的家对公众开放,成为博物馆。

  和伊斯曼的粗心相反,本田宗一郎1991年8月5日与世长辞。生前,他就立下遗嘱:“我死之后,请不要为我举行社葬,因为死者与现世无关。倘若由于举行社葬而使交通受阻,那么作为从事汽车工业的我是不能忍受的。”体现了东方人的细腻。

  明智的企业家似乎是少数。亨利·福特的儿子本森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年满30岁的小本森因为对父亲的遗嘱不满,就勾结外人想通过在法庭上诋毁自己的父亲,污蔑自己的家族来寻求法庭撤消本森的遗嘱。小本森的行为完全背叛了福特家族,本森的妻子伊迪立刻宣布与小本森脱离母子关系,这标志福特家族的公开分裂。

  遗嘱不能制止家族的分裂。据报道,默多克修改了以前的遗嘱,邓文迪成了默多克死后将实际控制新闻集团的人。既然是改来的遗嘱,会不会还会改过去?事态的发展在考验邓文迪把握变数的能力。

  杜邦32岁那年,堂叔犹仁总裁突然死于肺炎,没留下遗嘱,董事会决定卖掉公司。全部家当如果卖掉,值1200万美元。各人拿分得的钱去存银行,利息低得可怜。不如把它按2000万美元抵押给家族的某个人,这个人按银行的利息付给各位股东。大家纷纷同意。可是,谁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呢?杜邦。一代军火大王诞生了。


  即使留下遗嘱,但明确规定继承人不是杜邦,奈何?

  孝子的遗嘱

  日本首富堤义明的父亲的遗嘱是:“我死后10年内不要投资任何新的不动产。”堤义明果然隐忍了10年。10年之后,堤义明出手了。结果“西武武”成为与新日本钢铁公司、三菱重工业集团并列的日本三大企业组织。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感叹“既生瑜,何生亮,我的最大不幸,就是与堤义明生于同时代。”

  树大招风,现在堤义明身缠是非,是不是有遗父亲遗嘱的缘故?

  J·P·摩根英雄盖世,曾两次挽救美国经济。他的遗嘱的开头清楚地写着福音教会的一个信条:人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罪孽的救赎的,惟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而死才能使人们获得拯救——这是摩根一生所坚持的信仰。“我把我的灵魂交在我的救主手中。”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相信基督珍贵的血能够赎回并洗净我的一切罪恶,他将把我的灵魂洁净地带到天父的宝座前;我将恳求我的孩子,无论是多么困苦,也无论个人的牺牲多大。都要保持并维护这个信条,耶稣基督用他珍贵的血已经彻底洗净我们的罪恶,直到永远。”

  哲学家的遗嘱也没有这样多的哲理,摩根一生经营的似乎不是财富,而是信仰。

  无私的遗嘱

  一期《福布斯》的封面上,事业有成的父亲正将装满铁锯、扳手、锤子的工具箱交给他的小女儿,孩子举起双手接过木箱——显然,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继承。

  家庭用品公司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马库斯认同遗产即负担的说法,打算把全部家当8.5亿美元留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64岁的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托·古祖塔也表示要将他的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机构。

  一起约好似的,按照盖茨的遗嘱,除了给3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家族住宅外,其余98%的财产,将全部留于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沃伦·巴菲特的遗嘱,也将总值约305亿美元的个人财产的99%捐给慈善事业。

  据统计资料显示,美国1998年的慈善捐赠,已经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7%,居世界首位。而其中,80%来自个人捐赠,亦为世界之首。富人慷慨捐赠有避税的因素,也有基督教对捐赠的鼓励,还有某种做富人的规矩和传统。

  惠普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戴维·帕卡德,他的遗嘱清楚地表明身前所挣的绝大部分金钱将捐献给社会,目前已捐出的金额超过50亿美元。较早的还有瑞典的诺贝尔。1895年11月29日;他在巴黎写下遗嘱:我将920万美元遗产及利息,于我死后,每年分赠给世界上对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和和平事业有伟大贡献与成就的人们。此份遗嘱激励了伟大的人物,因此而成为最伟大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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