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
——江泽民
“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
祖父去世时，江泽民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也正是在这里，江泽民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泽民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要过二胡，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中国的古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启蒙教育的核心。甚至在还不到上学年龄，父亲每天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
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该校当年在江苏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50名。上学期间，江泽民渐渐爱上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扬州中学时，江泽民还涉猎了美国文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泽民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从事革命活动，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
1997年，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江泽民谈到了他的个人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1989年，江泽民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并没有吸引力，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泽民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在内心里，江泽民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
“江泽民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永言说，“他急于知道自己手稿的下落。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沈永言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
“江泽民大感欣慰，”沈永言说，“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泽民在一个月内就拿到那本书，并寄给了沈永言。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泽民恳求沈永言，“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永言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泽民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正当江泽民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
“泽民，你已经是总书记了，”沈永言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泽民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泽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江泽民遵守了诺言。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恩师已经去世，江泽民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并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
“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1995年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沈永言也看到，对于江泽民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永言坦言，他们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王冶坪为难，常年的颈椎病使她稍微动弹一下就浑身疼痛。沈永言私下里对江泽民说：“你和妻子出国访问的时候，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江泽民无奈地回答：“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她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永言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在江泽民的一生中，他都会找时间跟老友和老师们叙旧。沈永言说：“他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有时江泽民在白天给沈永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永言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泽民就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江泽民所喜欢的一位教授是顾毓，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也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泽民让人捎话说他想见顾教授（顾毓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已是95岁高龄，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江泽民却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1993年，另一名教授去世，江泽民当时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泽民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别担心，开口说”
具有良好语感的江泽民对外语有着浓厚的兴趣。2001年夏天在北戴河，他带了几位语言专家一同前往，练习自己的语言技能。“如果你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无法与他人交流，”江泽民说，“你们怎么能交流观点或者达成协议呢?”
会见外宾时，外交礼节要求江泽民使用翻译，翻译人员通常由外交部指派。正式会议结束后，尤其是如果要举行午宴或者晚宴，江泽民就会转而说英语（或俄语），享受这种自然的交流，他能够将这种交流处理得很好。如果某些政府成员或者工作人员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利用善意的公共压力来刺激他们学习。“所有在这里的人当中，”江泽民会微笑着说，“只有X先生和Z先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英语）。”就连江泽民的司机也不能例外。“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英语，”司机说，“不然在我为主席开车的时候就会感到窘迫。”
在一次与高级工作人员召开的会议上，他注意到一位曾在美国学习过的助手没有发言。“老Y，你的英语说得棒极了，”江泽民说，“为什么今天不用用?”他随后开玩笑说，“也许你是担心跟我的对比会让我尴尬吧?”
“江主席的外语能力是有名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他喜欢学习不同语言的新词汇，并和以外语为母语的人讨论词义的微妙差别。“他总是建议身边的人员——甚至是那些低级别的助手——更加熟练地掌握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他还纠正我们的错误发音或者外语词汇的错误用法。一次，我们正在讨论哪种核反应堆最安全，我把‘pressure’（压力）这个词中的‘r’发成了一个喉音。他纠正了我的发音，并问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说因为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
江泽民把能够使用即将访问的国家的语言进行交流，视为外交任务的一部分。他每天都学习英语，并且有许多教师候命。在出国访问之前，江泽民就会给自己施加压力，好像他是一个临考前仓促用功的学生一样，来加强自己对相关语言的知识。
“在说外语这件事上，我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说，这一点并不是秘密，“我根本不感到难为情，即便我说错了也是如此。要学习，你就必须说。别担心，开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