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倒了，突然之间脑溢血。进了急救室。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他闭目合眼，昏迷不醒。但他的手仍在动，似乎只有手是清醒的。我握住他的手。叫了声“爸爸”，他的手明显回握了我一下。我再叫一声。他又回握了一下。我低头看着我手中的他的手，毕竟是父子，他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不是典型的男人的手，手掌不宽、不厚，手指不粗，手背没有老人斑，青色的血管在又白又薄的皮肤下十分清晰。整只手暖暖的、软软的。我看着、攥着、抚摸着。我忽然察觉，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父亲的手——自懂事以来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我居然从未接触过父亲的手!我感到惊愕。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是父子，见面或分别固然不至于握手，但此外就没有接触的机会吗?没有，是没有。我疏远了父亲的手。想到这里，我心疼地把父亲的一只手捧在怀里，注视着，摩挲着，眼睛随之模糊起来……
尽管生活工作在乡下，但父亲这双手几乎没做过农活，更没做过家务，甚至侍弄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都不太会。但我必须承认爸爸是个很聪明也很努力的人。父亲解放初期只念到初一就工作了，由乡供销社到县供销总社后来转到人民公社即现今的镇政府。同样是这双手，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和好毛笔字，写得一手好文章，下得一手好象棋。别说十里八村，即便在整个县当时都是有些名气的。可惜他脾气不好。同样一句话，从他口中出来往往多了棱角，尤其让领导听起来不大舒坦。所谓手巧不如口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辈子都没升上去。
我继续搜寻记忆，搜寻父亲的手在父子感情之间留下的痕迹。记得大学三年级那年初夏我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住在长春偏离市中心的传染病医院里。“文革”尚未结束，物资奇缺，连白糖都凭票供应，平时喝口糖水都不容易。而对肝炎患者来说，糖是最基本的营养品。一天中午，我在医院病床上怅怅地躺着。几个病友都睡了，我睡不着，想自己的病情，想耽误的课，想入党申请能否通过。正想着，门轻轻地开了。进来的竟是父亲。依旧那身半旧的蓝布衣裤，依旧那个塑料提包，依旧那副清瘦的面容。我爬起身，父亲在床沿坐下。父亲平时就沉默寡言，这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简单问了问病情，然后一只手拉开提包，另一只手从中掏出一包用黄纸包的白糖，又一个一个地小心摸出20个煮鸡蛋，最后从怀里摸出20元钱放在我眼前的褥单上。父亲一个月工资47元5角，母亲没工作。八口之家，两地分居。作为长子，我当然知道这20元钱意味什么。我说钱我不要。父亲没作声，一只手把钱按在褥单上。而后打量了一下病房，又往窗外树上看了片刻，说：“我得走了，你好好养病。”说着，拎起完全空了的塑料提包。我望着他走出门的单薄的身影，鼻子有些发酸。我家在长春东边。他工作所在的公社在长春北边，相距100里——父亲是从百里外的家赶来，又赶去百里外的公社的——他在那里做公社党委宣传委员。
我更紧地握着自己从不曾握过的父亲的手。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双手再不会为我做什么了。是的，父亲是个不善于用话语表达自己正面感情、尤其是对子女的感情的人，这双手也就给了我更多的回忆。时间迅速向后推进。也就在一年半以前，父母在我所在的青岛生活了两年。两人的身体都还好，我就在市区较为热闹的地段租了房子给他们单住。每星期去看望一两次。客厅有个不是很长的长沙发，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一头看电视、看报。我去的时候也坐在长沙发上，有时坐在另一头，有时坐在稍离开他的中间位置。一次无意之间，我发现原本父亲靠着的靠垫正一点一点往我这头移动。细看，原来他用一只手悄悄推着靠垫。我佯装未见，任凭靠垫移到我的身旁。显然，父亲是想让我靠这靠垫。但他没有说，也没有直接递给我，而是用手慢慢推移，生怕我察觉……
如今，父亲的手永远地去了，去了三四个月了。化为青烟，化为灰烬，留在了1000多公里外故乡的一座荒山坡上。那里已经飘雪了，风越来越冷。
世界上还会有一双男性的手为我从塑料提包里一个一个摸出煮鸡蛋、一点一点往我身旁推靠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