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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却张不开口称她为我的日本朋友。
她是我认识、交往的第一位外国人。当时我留学加拿大，一个人在圣诞节前的黄昏，在公共汽车站徘徊，不知今夜睡何处。我第一次真正为解决民生问题讲英语，抱着电话筒求救：My name is……I am from China……I need help……（我的名字是……我来自中国……我需要帮助）
当我看到来接我的车里探出熟悉的东方人面孔时，喜出望外，兴奋地用中文向她表达我找到“自己人”的喜悦，她却笑眯眯地摇摇头，用英文说她是日本人，是来接我的国际学生联络人的房客。她对于我的到来表现得欢天喜地。当天晚上，她坚持把她的房间让给我住，自己用个睡袋睡在客厅里。她的房东问了她很多遍：“Areyousure（你肯定吗）？”她都笑眯眯地点头。
我站在温暖的房间里，撩起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领略异国之夜的情调。一盏路灯照着白雪宁静的夜，挂满彩灯的房子各具特色，真是温馨。想到踏上加拿大的第一天就遇到好人，心里充满了感激。
我们俩很快成了好朋友。原来，她也在维多利亚大学读书，也是留学生。她穿着笨重的不合脚的大靴子，带着我熟悉环境。我没好意思问：在我看来是很难看很笨重的靴子，难道是新的潮流？她的土黄色外套也实在太乡气了。后来听她讲才知道，这双靴子是她在yardsale（美国人喜欢在自家庭院前摆出不用的、准备扔弃的物品，低价卖出）买来的。她从小艰苦惯了，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房东请她去参加音乐会，大约觉得她的靴子不适合那种场合，见我的皮靴很新，问我可不可以借给她穿，我忙不迭地点头。
她很好客，总是“宴”请朋友，但每次做饭，菜都不够吃；我们面面相觑，没吃饱，又不好意思开口，每到这时，她就满脸惭愧地道歉，解释说小时候父母只在她一大碗饭顶尖放一点点菜，她已习惯了，所以做的菜往往分量不够。我虽然看过《野麦岭》，关于日本人的艰苦勤俭也有印象，但是真正这么感性地认知，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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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上，我慢慢地拼凑着英文介绍自己，讲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就这么坐飞机来了。她很夸张地做个要晕倒的姿势，夸奖我真了不起。我觉得她很好玩，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她那样动作、表情、语调那么夸张的人，我说一点点事，她也会大声地笑，刚开始我会不解地望着她，因她笑而笑。她吃饭时总是眯着眼睛，摇头晃脑，一副无比满足、享受美味的神态，不停地赞叹：“Delicious（好吃极了）！”看她吃饭，仿佛是欣赏一场表演。
她对我像老朋友一样亲热，仿佛她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没有半点隔阂。而后，通过我她又认识了其他中国学生，她对他们也是那么热忱。每个人在她的眼里仿佛都是完人，从没听她批评别人，如果有人做了不对的事，她也会替他找找理由。
原来，她是一个基督徒。被她这面镜子一照，我很羞愧地看到我的缺点：看人常常看到他人缺点，因为他的缺点而不屑与其交往。
当然我的首要任务是找房子住，她和她的房东热心地帮我看广告，到处打电话。结果找到一处非常好的：300加元一个月，吃住全包，而且离学校很近，走路就能到。我很兴奋，她却若有所思。我不识相地问她一个月付多少房租，她轻声地不好意思地说：“500加元。”
房东小姐表情有点尴尬，说：“我们这儿条件要好些，离学校近……”我对这两位刚认识的热心朋友很过意不去：也许她可以要下这300加元一个月；糟糕的是我无意中起了“离间”房东与房客的关系。而她又是这么难找的房客：每周帮房东大扫除，吸尘、擦镜子、清洁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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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还是搬到她一位基督教朋友家去了，房租350加元，她又当上了义务babysitter（婴儿保姆）。
她永远那么投入地帮助别人。如果细算下来，是很不合算的，但她仿佛一点也不介意，总是陪房东的两个孩子玩游戏。
她经常来找我玩，提起经济有点紧张的事，我的房东太太问她愿不愿意打扫房子，每小时3加元，她很感激地答应下来。看她劳动，我明白了什么是敬业精神。简简单单的打扫房子的工作，她做得一丝不苟：跪在地上嘿唷嘿唷地擦地板；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刷浴缸。
我的房东太太自然对她的工作满意极了，又叫她照看六七岁的女儿。别人看小孩，都是在家里陪孩子看电视、玩玩具；她呢，戴上头盔，穿上旱冰鞋，和精力无比旺盛的小孩比赛旱冰球。只见她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还拼命地追着小孩跑。
有一次她又背着大书包，来到我的住处，我看她有点疲倦，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摇头说只是有点累，刚在学校献了血。我赶快叫她躺下休息，要给她做点东西吃，她笑我大惊小怪，说她经常去献血，今天是碰巧有点累吧。
我更吃惊了，问她献过几次血，她笑眯眯地伸出指头说：25次，而她才23岁。我献过一次血，那还是在大学里，不献血不让毕业才去的。相比之下，我好惭愧啊。
后来，她和一位基督徒恋爱、结婚、生子，对方收入不高，她又留在家当家庭主妇，竟然很久没有钱回日本。而我到美国读书时，给她打电话，她居然叫我挂了，她要给我打回来；她给我写信，从来是手写的，她说不愿意用计算机，因为打字虽然看上去漂亮，却失去了朋友手迹所传递的那份信息。
作为一个纯粹的朋友，她是最好的。但她是日本人，我总是觉得隔着一层，不愿意和她走得太近。我有朋友回国从不坐日航，尽管日航便宜；在美国时，有一位日本朋友非要带我们去海边玩，我心里感谢他，却又有不情愿的心绪。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往往很矛盾，无法敞开心扉接受他们的友情，又不想把过去的债加在新一代人的头上，于是，我就有意远离日本人，省得左右为难。
基于这种心情，我离开维多利亚后，就疏远了和她的关系，很少给她打电话或写信。张纯如的《南京暴行》出版后，我买了一本，很想给她寄去，对她讲我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伤痛，对她讲我的心结，面对她的友情我却沉默下来。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寄出。